知识与自然主义(作者:Dallas Willard)

Dallas Willard. Knowledge and naturalism. Natur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M]. Routledge 2000

目录

导言

有知识与没知识之间存在客观的区别,两者在偶然与必然的意义上都存在差别。也就说,X是否具有某种知识——《战争与和平》的英文内容、罗伯特·肯尼迪被刺杀的日期——与其他人无关,我们需要考察的仅仅是X本身(他的意识等其他状态)。

人有没有具体的知识本身是一个状态。通常该状态的确定需要依赖于社会背景。但如果一个人存在,他就有拥有某种知识的可能性,至少与他自己有关的某些具体知识是可能被他拥有的,比如“身边环境中食物和水的可靠来源是什么”是可以被他知道的。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客观差别是否可以说成是不同的人的性质与关系(在自然主义本体论意义上)不同呢?从古代哲学家柏拉图、笛卡尔、康德到现代哲学家TH·格林、埃德蒙德·胡塞尔和希拉里·普特南,认为可以的说法已经形成传统。另外许多哲学家——尤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那些坚持将自然主义与唯物主义相区分的哲学家——也都认为这样的传统说法是可行的。但随着二十世纪后半叶心/脑同一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杜威、桑塔亚那、西德尼·胡克等人秉持的粗糙自然主义立场已经几乎消失了,狭义的自然主义立场则变得更为普遍。狭义的自然主义更应该被称作是“物理主义”(过去的“唯物主义”)。这种立场认为所有明显的人类性质都可以被严格的还原为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物理性质,或者被严格的还原为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加上自然与社会环境特征,甚至还可以被还原为虚无。1

本章我将试图解释狭义的自然主义与无限制的物理主义不适合作为知识标准的原因:它们无法解释知识的三个基本要素:真值、逻辑关系与理智联结。行文至此,下面的内容并不算是新内容,但重复论述却确实是必要的。关于真值与逻辑,虽然我认为真值与逻辑的确定应该与知识的整体背景有关,但我的说法实际上与一个世纪之前弗雷格所说的内容是一样的,并没有差别。2关于“理智联结”这一要素,我下面的说法对康德、洛茨和胡塞尔的既有说法做了少量补充。

自然主义是什么

在考察狭义的自然主义立场是否能将作为知识标准与否之前,我们首先得介绍一下“自然主义”与“知识”两者是什么,认识到:这样的任务在不乞题的情况下难以做到。

传统哲学术语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一种一元论形式。它的意思是:实在、知识与手段三者每一种都是基础性的,三者同时都处于互相依赖的次序中。也就是说,实在、知识与手段三者之间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并非完全不同的类型。“自然主义”是多元论的完全对立者,是传统二元论思想(柏拉图、笛卡尔、康德)的重要对立者。

在自然主义的当代形式中,“自然主义”通过援引经验与感觉内容更加强调了自己的一元论特征。关于世界的感知经验与构成研究确认了某种类型的实在之物的存在。因此,所有的知识都(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被还原为感性知觉,并且所有的研究都必然得包含感性知觉要素。目前,“可查觉的感觉”不再被“科学”所过分强调:科学也根据经验不足的假说来组织数据。没有“可查觉的感觉”的研究仍然会被理解成是实证研究,人们还期望通过这样的方法得到经验性或描述性的知识。

这就是当前版本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立场,该认识论立场强调人类的认识是人作为完全的物理有机体在“自然”环境中获得的信念。问题“自然主义立场是否适合对‘认知’与‘知识’做解释”变成了:人类生活和科研研究中涉及的各种知识与信念是否会引发规范性问题。奎因曾说:“认识论研究(通过心理学的方式融入科学以后)仍然在继续,只不过处于一种新的境地,而且拥有了明确的学科地位。认识论或者类似的东西变成了心理学的一个章节,因此它属于自然科学了。认识论研究是研究自然现象的了。(例如)它会把人当作是物理客体。”3

这样一来,知识本身——或者说成是更弱的“被证成的信念”——就仅仅是以某种方式产生的信念了。例如,真信念是指以可靠方式产生或通过反事实条件测试后产生的信念,它要么符合事实,要么是最可能符合事实的备选情况。4奎因与其他哲学家认为认识论可以被心理学恰当的取代。现在这种说法已经发展成“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比较而言,希拉里·普特南,金在权 (Jaegwon Kim)等人则认为规范性(非描述性)要素不能从认识论理论中剔除,因而认为“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不可能成立的。5

上面这些说法已经传播的足以令人不觉新奇了,但仍然存在一些困难。这些困难使我明白:自然主义的知识理解方式是被人误解了的。首先,如果将认识论替换为心理学的方式的话,我们就必须得决定应采用何种心理学版本。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心理学版本是自然主义立场所说的那种。自然主义立场所谓的心理方式只是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理想化理论。但这种可能的“科学”的心理学是什么呢?如果它本身不是出自自然主义方法的话,那它还是心理学吗?很可能不是。也就是说,我们的思考正在绕圈子:用心理学来说明自然主义,但又用自然主义来说心理学。

目前社会上存在许多不同版本的“心理学”:不同的“心理学”专业组织、资金来源和出版线路。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心理学所在的学部也通常不止一个。所以,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者在说将认识论的核心用心理学替代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指的是哪一种心理学版本呢?

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自然化的认识论的规范性问题。规范性当然是一个问题:确实很难想象关于信念的认识论问题仅仅是偶然事件。即使它是在某些条件下一定会发生的事件,但无论条件理论多么巧妙,这也无法令人接受。我们仍然想知道自己的信念是否是“真的”、“正确的”、“恰当的”(有些东西是无条件的——译者注)。普特南质疑道:“为什么我们应该花费精力去说服自己:自己不是思想家,我们的思考不关涉任何东西,我们的思考既不是针对本体的也不是针对现象的。我们不得不认为除了特别时刻(有时稍微长些)外,任何思想(包括思考“思想有没有对错”本身)都是没有对错的。(为何如此?——译者注)这样的想法(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本身就是自败的。”6

不过,暂时忘掉该说法,假设认识论的核心可以替换为心理学方式的,即规范性能被描述性所取代,自然化的知识立场就能有所进展吗?并不能。描述性与规范性的转换对认识论的自然主义立场来说并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抛弃规范性不能保证自然化立场的合法性,坚持它也不能说自然化立场非法。哲学界觉得规范性与描述性这样的东西重要仅仅是因为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奎因在有影响力的论文集中将两者作为了重要问题,其他人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接受他的提法并作为了互相争论的框架。

一方面,像杜威这样的强自然主义者可能会坚持认为规范性中不存在任何非自然的东西。7这样的说法只是犯了另一种杜威经常称之为“不成立的二元论”的错误:规范性存在于人类经验中,它与任何自然的东西是一样的。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规则和生活方式的解读也能符合这一点。因此,只有那些持有强唯物主义或物理主义立场的人才会把“描述性”解读为是规范性的对立面,并将此作为自然化认识论的问题。许多自然主义者并不承认“描述性”的说法,当然科学或实验方法本身也并不要求“描述性”。那么准确来讲,规范性的不自然或非自然是什么意思呢?

另一方面,让我们假想放弃规范性这样一种说法:从知识与证成的信念中去掉“正确的”副词与名词性形式。自然化的描述是什么呢?只有当一个描述(它的内容、它所指的内容)符合自然主义本体论的时候,它才是自然化的描述。这一问题当然不是关于规范性的。比如,怎样使人认为一个以可靠方式产生的关于信念的充分描述是符合自然主义本体论的呢?我认为,只有当“科学”的心理学完全自然化了的时候——心理学完全出于生物学,就像生物学出于化学,而化学出于物理学,人们才有办法确认一个描述是不是符合自然主义本体论的。至少,那时候人们在讨论物理世界的时候是不再说“二元论”和“先验论”的了。

而且还有更多问题,比如“描述”一词本身是否可以按照自然化的方式来理解、“描述”是否是自然词汇、“描述”本身是否是完全的自然事件或事实。“完全自然化的语义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再次循环回了讨论开始时的问题:“描述性”被预设为与“规范性”相对(但这可能并不会被自然主义者承认——译者注)。例如,由可靠过程形成的信念的描述本身是否一定得具有“正确性”、“正当性”、“充分性”或者“被证成性”呢?而且如果我们仅仅是在认识论的描述中提及这些词,是否就不需要再在意规范性了呢?

我认为伦理学中关于直觉主义与自然主义两者对立的讨论(后来发展为G.E.摩尔的伦理直觉主义和实践“语言分析”诞生的分析性的“描述主义”)都影响了奎因,使他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自然化的认识论的问题。但就真正的哲学进步而言,该问题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援引“科学”一词

上面谈的问题过于宽泛,下面具体来说。

方法论的一元论一直是一般自然主义立场的特点,并且当代自然主义方法通常是指在研究中完全使用科学方法。可该方法真的在整体上支持关于实在的论断吗?比如,学者可以说只有原子(夸克、弦等)及其衍生物才是唯一实在的东西吗?学者这样的说法能支持自己关于实在的论断吗?上面的说法当然无法从任何具体的科学(物理学、化学等)或具体科学的联合中得到证成,并且也不能由任何科学实验方法得到。

因此自然主义者必须求助于流行的但在哲学上可能存在困难的抽象说法,“科学”本身,它所谓的内容比针对实在本质进行研究的具体科学加起来的内容要少,因为“科学”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科学”不是一种包含内容的东西,尽管许多人经常表现的好像挺“科学”(在我看来,不仅仅是科学家本身,那些非科学家在表达自己专业范围内的“真理”的时候也是这样),因而自己似乎具有一种权威性。

约翰·塞尔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用“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看法”这样的字眼,按照他的意思:每一个以自己的智慧思考的人现在都能明白“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看法”是真理。他所谓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包括“所有一般人都会承认的关于宇宙是什么样的以及怎样工作的理论”8,包括“从量子力学、相对论到地质板块构成理论、遗传物质传递的DNA理论”等等。他所谓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包括许许多多的内容。

但人类现有的语言仍然很难说“关于世界的看法”到底包括了多少东西,因为塞尔想要表达出关于实在之物的整全或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但无论列出多少具体的科学理论实际上都无法提供本体论理论。具体的科学理论既无法决定何物应存在或存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且由于自身本质所限也无法列出详尽的清单说明存在什么样的东西。这些由具体的科学理论做出的关于存在之物的主张总是受限于学科内的基本概念(因而存在的类型也是有限的)。

本文在这里要强调的观点是:科学理论或科学理论的联合若试图提供本体论的话,是存在逻辑上的困难的,会造成人们对科学理论的误解。科学理论实际上对世界或世界应该如何什么也没表达:构成科学的主张、句子或逻辑内容仅仅是语义而已。科学理论被各种语义构建和反驳。这说明科学理论并不涉及世界本身,不涉及整全的存在问题,也没有说一般知识的问题。这些知识论问题根本不在科学方法或科学成果的所涉范围之内。

要想证成上面的论断,我们只需要问“人们是否能够在经过全面认可的科学文本、科学方法、技术文件或任何科学的东西中找到‘所有存在物由粒子、场或弦构成’这样的充分证明”就够了。塞尔或其他人能否指出哪位物理学家将“所有存在物由粒子、场或弦构成”这样的说法作为了“显而易见的物理事实”?9哪里说“原子理论”是关于“宇宙整体由什么构成”的论断了?

“毕竟”,塞尔煞有介事地问“我们没有从科学发现中知道世界上除了物理粒子和以物理粒子为基础地场力外什么不实际存在吗?”该问题地回答与他自己的设想相反,答案是“没有,我们不能发现这一点”。而且他还不得不说明自己话中所谓的“科学发现”是由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在何时做出的。他所谓的“科学发现”确实是存在的吗?(比如什么是”科学发现”?——译者注)

而且在说“科学发现”以前,塞尔还必须先说明“科学”一词说的是什么,否则哲学家就不能使用“科学发现”的说法。但说“科学”就是在具体化科学,把“科学”当作了实体,成了一种“结果”(它不能作为“大”的原因了——作者注)。就像最初本文所述,科学什么也没有说。而且一些科学家不仅做科学的“结果”,也做不科学的陈述。我们该怎样分辨一个科学家是在说科学的陈述还是不科学的陈述呢?(何时说的是科学的,何时说的是不科学的?)如果科学的陈述是假的,或者非法的(产生过程是假的或非法的),那它仍然是科学的陈述吗?

如果某个科学陈述可以是假的,或基于错误的逻辑产生,那么科学陈述本身可能也不是知识。这样的话,我们该怎样接受科学陈述成为一种关于知识的哲学性基础或框架呢?历史表明那些被认为是科学的陈述也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由错误的逻辑基础产生的。那么那些自然主义立场是否还有权威性呢?它的支持者是否犯了错误呢?自然主义立场的支持者本人如果没有资格从事科学工作的话,那就只能以权威性与否的判断来采用某些“科学”陈述。但盲目的信任权威本身恰恰是自然主义立场希望反对的东西:历史上,反对盲从权威是自然主义立场的特点之一。然而,如果塞尔所说的内容为真,自然主义立场该怎样避免盲从权威呢?哲学家做的关于科学、科学理论或科学家的陈述本身是否就能因其所述内容而自然而然的是科学的呢?这样的陈述能有什么合法地位呢?

自然主义的困境

自然主义立场在唯物主义本体论与直接唯物主义(注:无需唯物论的哲学论证形式,即科学主义)两者之间来回摇摆:有时候它试图从科学主义中推导出直接唯物论,有时试图从直接唯物论中得出唯物主义本体论。这种摇摆不定一直持续到当下。

在最近的一篇书评文章中,帕特里夏•凯奇(Patricia Kitcher)将斯蒂芬•斯蒂奇(Stephen Stich)指责为的“哲学清教徒”,因为斯蒂奇认为自然主义立场的含义只是:唯一实存的实体仅仅是物理的东西。10然而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放弃了自然主义立场,转而承认了开放的多元主义。斯蒂奇认为多元主义意味着“任何成功的科学理论”中的属性都是理论上合适的(所以多元主义不对——译者注)。但在凯奇看来,这种多元主义立场是与“成功的科学”连在一起的,它看起来似乎就是自然主义立场要说的东西。凯奇认为自然主义认识论显而易见的正确性(权威性)指引我们“自由地运用经验性心理学内容”,并且将“认识论与心理学联结在了一起”。11凯奇的观点似乎忘了唯物论立场。松散的科学主义就足以证成自然主义立场的正确性。确实,许多杜威和西德尼·胡可(见注释1)身边的二十世纪中叶的自然主义者们将自然主义立场当作是接受科学:仅接受科学作为真理和现实的仲裁者,人们应该接受任何产生自“科学研究”的知识和“真实”。

但是,即使“科学研究”所产生的东西都是真的,凯奇的类似于杜威或胡克的建议也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样的建议在实践中是空洞的,因为人们根本找不到办法确定一种科学研究是不是成功的。而且就算人们能知道一种科学研究是成功的,那实际上也只是某一类科学。此外,在某些强唯物论或经验论意义上,不自然化的科学(包括心理学)因其自然化的倾向就会被认为是“成功的科学”。于是,我们就在绕圈子了:自然与否根据科学来定义,而科学的根据是其自然与否。

所以,我认为不能通过诉诸科学来定义自然主义。因而,支持自然主义立场的人成为“清教徒”是合适的。自然主义立场必须是一个实诚的形而上学立场,且必须是上面提到的“不合格的唯物论”。但这样一来,自然主义者就会不得不做一些先验的分析来使自然主义的本体论规范合理化。简而言之,我们根本找不到为何关于现实实在、知识或方法的自然主义的一元论正确的理由:没有理由说明不同类型的现实实在与相应的知识、研究是完全同一类东西。为何科学要“统一”呢?我认为该理由 A. E.墨菲在很多年以前就说过了。在A. E.墨菲关于《自然主义与人类精神》的书评中,他说“拥有许多的自然主义者们仍然需要某种哲学”。12

然而除了上面所谓的困难以外,类似凯奇的做法也会打破自然主义立场必要的认识论一元论特征,将引入一些被称之为“第一哲学”的东西,这与科学所提倡的实证方法不连贯。如果自然主义立场通过先验分析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合法性),那么自然主义者实际上完全放弃了自然主义立场。

因此,在说明自然主义立场是什么的时候似乎必然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困境:任何人都必须转向先验(非经验)分析来确定其一元论立场,而这违背自然主义立场关于知识与科学研究的基本论断。如果不采用先验分析来确定一元论立场的话,那就会形成前面所谓的诉诸科学的空洞且循环的说法。

这样关于自然主义立场是否可以作为哲学理论选择的讨论似乎就终结了。不过,还有一个方法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将自然主义立场退缩为纯粹的方法论自然主义,并且说科学方法是人类的唯一希望。无论我们是否能准确的说明自然主义立场是什么,能不能知道该立场正确与否,我们也许都可以说:“科学方法”必然完全遵循人类的福祉。自然主义立场将变成是某种人道主义的提议,而不是一种哲学论断。该人道主义提议需要确认人类的研究中只有物理或经验方法时才是正确的,并且展示基于这类方法做出的研究比起其他类型的研究方法来说不仅仅只是在促进人类达成目标上更成功。13这样一来,本文的论证任务就变成了自然主义方法论的预设与知识本身相违背了,我们只需要坚持它无法使人们理解知识本身因而不是一个好的(充足)的方法论假设就足以说明本文的论点了。

知识是什么

现在该如何讨论知识呢?从倾向性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知识等同于在合适的理论或经验基础上表征相应的内容的能力。在发生学的意义上,知识在某个时间点上,在某种合适的理论或经验基础上,实际的表征相应的内容。以上说法不是对“知识”的分析或定义,它只是对能被看作是知识与知晓的事实的描述。

“合适的理论或经验基础”是什么,这是不确定的,它随情况变化。毫无疑问,“合适的理论或经验基础”是没有完备的普遍化定义的,也找不到完备的用来确定“合适基础”与否的必要条件。所以,本文当然不会试图寻找“合适基础”的完备定义或条件。然而,在不去寻找知识的定义或可供理解的规则的情况下,知识与知晓还是有些东西可供讨论的。狭义的自然主义立场必须得适应一些知识的条件。如果它做不到,即使狭义的自然主义立场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研究原则,这种立场本身却一定是错误的知识论立场。

显然,在意向性与发生学的角度,知识的必要条件是符合真理,它是反映内容的必要条件。但是该条件在“知晓”规则内排除了全部已知的关于知识的心理学或社会学分析内容:排除了关于确定性、可接受性、可断言性、过程的可靠性的分析等内容,所有表达外在表象与信念的性质都是被排除掉了的。现在只允许能完全被心理学或社会学定义的表征真理的属性。(当然确定性、可断言性等类似心理学的东西仍然有其正确性,只是它并未完全地反映真理。)

我们也应该看到逻辑关系也应该包含在知晓(知识生成)的关系中,因为逻辑关系是与真理紧密相连的。要知晓某个东西就得探究与外在表象相关的逻辑关系。这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知识的时候必须具有足够的反思性,能彻底的概念化该问题,并仔细地考察相关命题与经验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知识当作一种简单地发生在人身上的东西。知识不是激情。

最后,为了知晓某个东西,人必须对此东西本身相当熟悉:观察过它、尝试过它、了解过它的信息、思考过它。这个东西的概念化等相关过程将决定上面的手段被完成了多少、完成程度如何,它们与观察和实验并行。所有这些将会产生某种意识的联结体,它是知识的必要条件。知识不是以分散的形态出现的,它是一个联结体,理智联结是必要的。

现在说信念。信念的话题在当下关于知识的讨论中很少见,但它确实在知识论的历史上有独特的地位14,虽然现在像罗伊·伍德·塞勒斯这样不屈不饶的自然主义者在说明知识的本性的时候也没有提到过信念。15

在我看来,信念是某种程度上的“准备行动”,就好像某件事情真的是被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人人都认为人可以相信自己并不知道的事情。更流行的说法是:人不能知道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因此,知识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是“被证成的真信念”。但在我看来,它与其他的说法一样也是错误的。关于信念的正确的说法,如休谟所谓的那样,它是一种激情。信念是一种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情。思考、观察、尝试甚至知识本身都可以是信念的来源,而且也应该是信念的来源。一个人也许实际上能知晓(意向性或发生学意义上)却不相信。

无论人们是否相信一个东西是否能表现真理,或者不相信它是否有表现真理的合适基础,这种想法都是无关于真理、理解和证据的。也许有人可以说它完全取决于人的理性。我不认为知识与信念的关系是本文后面内容所必须要探讨的东西,我在这里只是为了照顾全面性而提到信念。我认为,信念不是知识的必要部分,虽然一个人也许会相信知识可能对信念产生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经常发生。

此外,用信念来说明知识这样的做法是有害的,不过它确实支持自然主义知识论。这是因为信念与行动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我们很容易在自然世界中为它找到位置——纯粹的物理组织有以某种方式行动的倾向。我认为,最极端的经验主义者(也就是自然主义者)才会做出普遍推断说“知识必然是某种类型的信念”。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对这些推断提出质疑,而且在我看来,该推断不是自明的,它最终会被发现是不能被持有的说法。

还应该注意考虑“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内容”这样的观点。“为了能够知晓某物,人应该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这样的错误观点总会引起怀疑论倾向,怀疑论倾向认为:知晓本身不需要“理论上和经验上合适的基础”,也不必要知道某物的外在表象是否是真的;某物的外在表象虽然必须得是真的,但我们却不需要知道这一点:我们“使用”它或靠它行动,但我们却不“提及”它或关注它。

“知道自己看到的表象是真的”与“知道某种相应的客观环境是真的”是不同的。比如,当我知道自己公文包里的书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时,我知道的不是“我包里的书的表象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知道的只是关于这本在自己公文包里的书的某些东西。同样,我也许不知道自己是有知道这本书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合适的认知基础的。这样的说法确实是没问题的。

显然,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知道,我就不能知道自己在不知道自己知道的情况下能不能知道某事。这是可怕的倒退难题。但人们实际上经常知道某事却不知道自己知道,也没有思考自己是否知道。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那么,对知识与知晓至关重要的东西就是真理与逻辑基础。我们只有在知道某物的表象是真的且逻辑上没问题的时候才能知道某物。必要的逻辑基础是指逻辑关系,比如蕴含、一致性与不一致性。理智联结的出现是因为知晓与知识需要较多的内容:包含许多互相关联状态的有意识成分与行动、许多种状态与行动。我们的问题现在变成了:真理、逻辑关系与理智联结用物理的方式可以被理解吗?知晓与知识能被纳入到物理主义或者狭义如“清教士”的自然主义的范畴里来吗?

真理的匹配论

知识的核心是表现真理,因此知识是人获得真理的方法,我们将首先看到:大部分知识是关于真理的知识。

真理是人类至关重要的需要,也是使知识具有价值的重要因素,与此相反,虚假则是生活中常有的事。人类生活的基本挑战之一就是:知道真理是什么、认识真理和虚假。寻找自己的方法,与真理沟通,接受、接收指导和命令经常需要人们认识到理论、信念和陈述的真理性价值。在正常的人际关系运作中,在家庭或职场中,人必须有能力认识到理论、信念和陈述中的真理。我们所有人都承担着确保自己的思考方式与所说的内容为真(即思想与语词为真)的重要道德责任。因此,我们持有的关于真理性质的观点必须与实际生活中真理的作用相符。但真理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得在具体的物理环境(确保为物理世界)下了解真理是什么。一个两岁的婴儿或者发育出观察或认知事物能力的人,他们所寻找的就是真理。那个阶段的孩子有能力认识到某种特定的想法、某种东西的外在表现和某类东西是不随自己的探寻动作改变的。同时,“呃哦!”这样的现象出现了。孩子们观察到事物并不是它们“应该”或预期的样子,它们是“不协调”的或不“妥帖”的。与该发展密切相关的能力是想象某事物为某样的能力与将某物变为自己想象的样子的能力。这些物理世界的描述是与人类的实际相符的。它是发生学意义上主要的知晓形式。

很快,孩子们学习到了撒谎(如知道却装作不知道)的好处。表达自己所真实知道内容就是诚实。有趣的是,孩子们从来都不会被教导如何撒谎。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能完全清楚的指出哪些思想或词语是自己能理解的,哪些东西是与它们自身不匹配的。这种“匹配”(主要是思想,在语言发展出来之前)明显是先天的,它是孩子们后来学习运用“真”、“假”两个词的必要条件。

所以,真理(或虚假)本身并不神秘。真理的神秘仅在于那些能决定它们的真假的人是谁、谁采用了某种心灵或语言理论使这种真理变成不可能或无法被接受的了。当信念与陈述是其所是的时候,当表象与其客观对象匹配的时候,我们所持有的表象(信念或陈述)就是真的。真理本身就是“匹配”。当它与我们所持有的表象不匹配的时候,它就是假的。

真与假是外在表象的客观属性。这些客观的属性本身是彼此不同的,比如颜色(红、黄、绿),不同苹果有不同的大小,不过它们同样是客观的东西。客观就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想法与感受。没有任何命题能仅仅因为人们(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百万人)相信或喜欢就变成是真的。

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避免思想难以比较的麻烦,可以通过大量案例来对比信念或陈述(更准确的说是命题)的真假状况来确定“真理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变性是真理的特征,它不会因认知或其他的态度而改变。比如某政治候选人赢得了选举、地球绕太阳旋转、《失乐园》中的弥尔顿想要歌颂叛乱,这些东西都是不会因为人们的想法或感受而改变的。不过这些事件中的真理也不能直接被我们检验。然而,这种情况是由问题的本质决定的,它与我们的认知能力有关,外在表象、真理和现实实在的本质并不是是这样的。信念或陈述的真值并不是由于检验而产生的,它只是被发现而已,否则人们就可以通过拒绝检验而拒绝承认某种信念是真理了。即使是最难检验的情况下,真理也依然是“符合”或“匹配”的,我们能在被检验过的事例中看到这一点。

因此,如果一个理论或陈述是真的,那么它的外在表现就是与其内容匹配的。当我们能确认某个尚未被确认的信念或陈述是真的时,我们并没有将它与它所表达的东西建立对应关系,不是像扳手尺寸配合螺丝钉,螺丝钉配合螺母那样,也不是将门嵌入门框中那样建立匹配关系。即使螺钉永远也不依靠扳手钻入螺母,扳手都是与螺钉匹配的。类似的,即使信念或陈述从未被检验过,如果它是真理的话,它都是真的。真理与被验证的凭证或证据不是同样的东西,它的本质和存在都不仰赖于验证。

而且,真理并不随着时间或历史进程变化,它不是某种会变化的性质,就像灰色、黄色、姐姐、哥哥的关系也不会变化——它与我们实际用什么词来表达灰色、黄色、姐姐和哥哥不同。近两个世纪以来的部分哲学家认为真理这样“符合关系”的结构在人类早期就已经被认识到了,认为它是一种逻辑符合,或是信念或陈述的效用。这像是在说黄色是一种气味,姐姐就是女裁缝。该类说法基于一种假设,这种假设是:我们不能通过比较信念与陈述所说的东西来比较它们本身。但是,这样的假设是被日常的实际生活排斥的。

“符合”的本意

这种“符合”观是否像它看起来那样简单,符合常识呢?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有没有从心灵、现象学、语言和文化中发现自己没有或者无法获得这种“真理”的经验呢,我们有没有直接在这些东西里发现表象与理论之间的某种符合关系呢?

回答这种问题需要对自洛克以来的知识论进行批判性的解读。首先,从洛克开始严肃发展的表征理论(从开始的心灵理论到后来的语言或者“符号”理论)使认识思想是否与其对象相符变成了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样的做法会导致另一种表象产生,以至于无穷。洛克这样的知识论是许多人转向自然主义知识论的基础,从康德、黑格尔到普特南、德里达,许多哲学家采用了经常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知识论的实在论的知识论。这样的观点也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认为认识真理不可能的原因。16

虽然这样的观点已经很普遍了,但本文还是要再赘述几点。

首先,反符合论的表征主义者的理论填补了近代哲学史中身心关系思想的空白。反符合论的表征主义者的理论并是一种符合论的简单替代品(单一一种理论),反符合论的表征主义者的理论有许多:从洛克到休谟、从康德到黑格尔(或者费希特),这些哲学家们有着各式各样的实证主义和现象学理论。一些哲学家用“语言”(“新的词语方式”)来代替“思想”或“经验”。知识论论战还在继续。这一次论战的焦点在于词语与世界联系的方式,问题变为了以言语为中心的困境,不再是原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困境。不过,人们难以想到合理的可替代真理符合论的哲学理论。我们手边并没有比真理符合论更好的理论。

其次,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是:直到康德,每一个有名的哲学家都接受“符合”或“匹配”论,把它们当作是正确的真理论,甚至不惜与自己的其他观点不融贯也要坚持真理的“符合”或“匹配”论,比如休谟采用“符合”论,该理论就与其哲学系统是不融贯的。当然,该事实本身无法证明真理的“符合”或“匹配”论本身是正确的,但它确实是有某种解释力度的。

我认为该事实与另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联系在一起的:上面所说的哲学家都从不认为“符合”论是某种纯语言性质的东西,也不认为真理与表达、与我们的感受有关。事实上句子与表达并不与它们的所指相符,而且无论什么样的真理作为谓语或者其他词项都可能是不符的。那些被认为是句子的东西明显是具有语言相对性的,它的真假也是如此。毫无疑问,指称方面有许多困难亟待解决。但声称存在一个实用主义的、去引号的或理性的可接受的真理论,说它连小孩子也能轻松认识到,还持续呈现在成人的经验中明显是错误的,更不要说它还试图替代一种理论了(更是错误的——译者注)。当然,这样的做法有着深刻且有力的哲学动机。

这里面当然包括经验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动机。句子和话语至少能将自己表征为公共的、可感知的客体,虽然“规则”可能会使它们无法做到。逻辑理论中的某个当代的形式主义版本实际上试图将可见的外形与书写符号的排列说成是逻辑形式。17

第三,我们一直能经验到真理的匹配论,而真理所匹配的东西人们却没有制造出或被保留。至少,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当人并不坐在哲学的扶手椅上时(思考哲学问题的时候——译者注),我们是认同真理的匹配论的。我们还强烈地感受到:仅有某些非常强烈的相反动力才能动摇我们关于此的想法。我认为这可以解释为何如此多的哲学家持有知识论的“符合论”。

两种关于意识的哲学解释破坏了常识性的感受,也破坏了长期的哲学传统。第一种是意识的“迈达斯接触(迈达斯是能点石成金的王——译者注)”观,就像我说的18,它是指:意识能按照某种基本方式自动的变形对象(甚至可以把对象变成“心灵”)。事实上,意识在语言上,在文化上究竟能怎样变化事物,事物能变成一棵树还是一个冰块,或者把树和冰块转变成事物,这是很难说的。我们实际上已经知道树等东西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并不是由意识产生的。我们可以不受质疑地说:关于意识如何运作的完备说法从来不存在。第二种关于意识的理解是指意识不能被逃避,一个人不能没有意识,就像老生常谈:人无法“跳出人的思想”。确实,“意识”本身就是意识。但这种说法并不能佐证人不能权衡思想与其表征对象、判断它们是否匹配。仅有“迷乱”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迷乱应该是建基于第一种说法的,即“迈达斯接触”的意识观。

第四,那些拒绝真理的符合模式的人在我看来依然在某些基础点上是接受它的某些重要特征的。他们在推进自己关于心(或语言、文化)与世界关系的理论的时候,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说真理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的。他们说的是:无论他们自己、其他人如何说或思考,关于真理的理论都是关于关系的。他们的理论承认根本的真理和其必要的关系。我相信许多如罗蒂和德里达这样的极端相对主义者都是这样,作为著名的更温和的相对主义者代表的普特南更是如此。

因此,普特南是这样说自己的观点:“真理和理性的可接受性是相关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和所处的情境的:正确的论断和某个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做出和判断出的”。19但我们能在想象中以为普特南自己所谓的真理与理性的可接受性是相关于语言情景本身的吗?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普特南实际上说真理和接受性本身的样子是不可能的。因为,普特南说我们总是活在语言中,这样一个根本的真理使得“形而上学的实在论”成为完全不可能的立场,但普特南本人却毫无疑问的是一个语言的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者。普特南对语言(心灵)和世界的讨论与我所谓的他的真理观是不冲突的。完全相对主义的真理观会导致普特南的理论变得不再具有哲学上的好处(不实用——译者注)。普特南将哲学的利益看得非常重要,这是他想成为某种“实在论者”的原因,哪怕是一种“内在”的“实在论者”。普特南不能与罗蒂等人一样将真理看作是随情景变化的东西。因此,普特南声称奎因的说法允许自己在某方面站在“先验立场”中。20如果这是正确的,普特南关于理性、真理、指称与相关主体的论断都是站在“先验立场”的。在此,他确实采用了上帝视角。

“符合论”对普特南来说并不特别,即使“符合论”不正确,普特南也是当代最出色的哲学家之一。我认为“符合论”是奠定在思想和主张的根本功能之上的,它不依赖被想和被言说。因此,我们必须使用特殊形式的理论和语言去表达事物呈现给我们的样子,用特殊形式的理论和语言去概念化我们自己。如果我是对的,上面所谓的纯粹的符合关系就是对哲学传统有影响的。“符合论”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心灵和世界的纽带的关键。我认为没有好的理由能论证出“符合论”不正确。

真理为何不能“自然化”

那么,从表征与主体匹配的意义上,真理就是知识的核心了。更狭义的自然主义立场也能符合这种要求吗?我认为显然不能。反对方法是古老而简单的,近几十年来该观点已经有了许多种不同的版本。21

假设我们有一个被认可的物理属性和关系的列表。现在我们可以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它,比如属性和关系对应于现在的物理概念:位置、质量、动量等等。(谁都不知道未来的物理学或物理学的最终样子是什么)或者,被上面的论述所打动,开始疑惑什么样的哲学是能从科学中被推导出来的,我们就可以转向对真理主要特性的考虑了(当代哲学也要考虑次要的特性,颜色、气味等等)。仅为实现当前目的,我认为不需要对此清单有所顾虑。无论该清单的内容是什么,上面的内容都会被计为物理属性,狭义的自然主义立场试图将研究和结论限制为清单上的内容。

狭义的自然主义论证说的是:没有任何性质或性质的组合足够构成事物的表征,或将某物说成是存在之物。事物的表征(观念、实现、命题、信念、陈述)的性质与一般的性质或性质的组合并不相同。如果这是正确的,并且如果狭义的自然主义仅承认这一种属性是存在的,那么狭义的自然主义的世界中就不存在表征了。真理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真理不再表征任何主体。因而不可能再出现某些东西“是它所表征或理论所指的那样”了。与真理一样,知识同样也会消失。知识的本体论结构在狭义的自然主义的世界观里将不复存在。

注意,我的论断是:这样的物理属性永远不能构成表征。我在这里没有说表征(心理特质)不能出自人脑的物理属性。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心理特质也许能出自人脑的物理属性(虽然它们之间一定会发生某种形式的互动),而是因为我只能把从大脑或神经中枢产生的不可还原的心灵属性当作属性二元论的辩解。22

值得注意的是希拉里·普特南和丹尼尔·丹尼特在捍卫自己的表征、信念和意向性理论的时候,强调物理世界是完全没有表征性的。普特南要求读者想象蚂蚁在沙地上爬行,试图画出“可识别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漫画”。23普特南问“这样画出的线条就能描述或表征温斯顿·丘吉尔吗?”他认为大部分人的答案是不会:蚂蚁的爬行轨迹并不能“被我们看成是丘吉尔的表征”。普特南的观点不是说任何东西(在脑/心或其他的东西中)都不能表征别的东西,而是说:某物的表征的成立,仅是因为我们把它当作可以而已。

丹尼特持有类似的观点,特别是关于人类的状态的观点,比如信念、欲望等等的观点都是与普特南类似的。在典型的“自然主义”模式中,他声称自己理论的“起点是客观的、物理的,是第三人称的物理化的科学的世界”,并认为“哲学与物理化的科学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持续链接在一起。”24像普特南(普特南当然不是自然主义者)一样,丹尼特也认为“描述”、“表示”与我们对待事物的方式有关。所谓的“意向性的姿态”或“意向性策略”在丹尼特看来这些术语的内涵“包括:将试图预测的对象视为一个理性的行动者、用信念与欲望以及其他的心理状态展示布伦塔诺等人要求的意向性”。25意向性与信念等东西的存在仅能被成功预测了行为的意向性姿态确认。并且,当更好的行为预测策略出现的时候,“大众心理学”中所有关于心灵的东西都将变为“燃素”和“巫术”。当然,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都不是真的了。

对于丹尼特来说,同普特南一样,大脑和大脑之外不存在任何能表征事物的自然本质的东西。不存在“自然的记号”。世界上只存在“把XX当做XX”这样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当然不能算是自然的表征。相反,“把XX当做XX”仅能作为意向性状态或人的身体系统的表征,或者只是一些图像或符号罢了。物理的东西本质并未表征任何东西。

这样说肯定有问题。如果我们的世界不存在任何自然表征,那我们在把蚂蚁在沙地上爬行的轨迹当做温斯顿·丘吉尔的照片的时候,我们所见的内容也不是轨迹的自然本质。要么某个时刻会出现一个“把XX看作XX”,它本身不表征任何东西(连XX也不表征)——这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它与丹尼特所谓的“当做”已经不像了,要么“当做”本身就会是无限倒退的。这使人容易得出结论说,除非世界上存在某些“自然的记号”(事物的所指或表征仅仅因为它们是那个样子),否则世上就不存在任何记号。26但在严格的物理主义的世界中,自然的记号是不可能存在的,并且它也因自身的原因不应该存在。不仅在严格的物理主义的世界中如此,普特兰所描绘的更加宽容的世界中也是如此。

逻辑关系

如果狭义的自然主义不能提供真理的话,它也就无法包含逻辑关系。而这些东西都是知识的根本要素。不能提供逻辑关系的原因正在于关系是与命题的真值联系在一起的。只需考虑像对立关系这样简单的事例就能发现了。不能同真同假的两个命题就是逻辑对立的。比如,苏的衣服是蓝色的,苏的衣服是红色的。如果其中一个命题是真的,另一个命题就必然是假的,它们不能同真同假。矛盾的关系需要两个相关命题具有相反的真值。

逻辑关系与真理一样都是客观的关系,它们与人的感受和想法无关。而且,表达逻辑关系的法则和命题的逻辑特征两者是不同的,有着不同的物理或心理学特征。逻辑关系既不是假设的,也不是归纳的,外部事实并不能导出逻辑的特征。无论逻辑是否具有有效的特征,它们仍然是有效的。如果从物理、心理学、语言、法则中推导或证明逻辑关系,该特点就会变得更加清楚。事实上,逻辑关系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没有人能想象出它们能被基于外界的经验证明或推导得出。27在弗雷格与胡塞尔所处的十九世纪晚期与二十世纪早期关于此的讨论都是少见的,哲学转向到语言与文化以后该讨论才在近十年来出现。这是一种对自然主义的反驳,而且该反驳独立于符合论(我认为逻辑关系是可以独立与真理的符合论的),该反驳仅基于逻辑法则的本质。

不过逻辑关系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只因为逻辑与真值的关系。我们之所以知道自己知还是不知,正因为可以直接检查相关的主体,检验关于它的观念的真值。这非常重要,它不但能使人明白真理是什么,而且通过遵循逻辑关系,人们还可以知道真理的前提是什么,从而知道真理。在极大程度上,数学和多种多样的学科都是通过遵循逻辑关系来发现真理的,现在人们甚至用计算机来发现真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于命题的真理的知识使我们可以知道事态的符合状态,以及它们是否存在。逻辑关系加上真理的前提允许我们知道自己未经验(甚至是不能经验的)的存在物。知晓真理不只有比较存在物这一种方法。

理智联结

由于逻辑关系的存在需要预设真理,所以理智联结不仅预设了逻辑关系的存在,而且预设了一种同时且连续的意识模式,这种意识能在众多的心理状态、行为和对象之间相互沟通。知晓与知识的理智方面包含了所有与个体知晓、获得知识有关的心理状态、行为及其方式的类型。知识是对某种东西的占有,它同理论不一样。虽然知晓作为一种单纯的推理活动是相对简单的,但知识的占有仍然是非常复杂和麻烦的东西。

因此科恩布利斯的观点(拒绝关于信念与知识的形成的纯心理学解释方法)是相当正确的。28这种类型的理论忽视了知识的理智要求,导致了科恩布利斯所谓的“论证论据”,它将证成理由仅仅当作命题的逻辑关系问题。多种形式的反基础主义从合法的关于理智的考虑中援引了大部分内容,这成了他们捍卫自己立场的基础:奎因著名的“信念网络”、波普尔的将一大堆东西推进泥沙以支撑桥梁的关于研究的比喻、诺伍德·汉森的知觉负载理论、霍克海默对“传统”与“批判”理论的区分、当下著名的“互文性”等等。

由于关于理智问题的讨论通常掺杂本体论错误或混淆(经常来自于经验论者与自然主义者的假设),那些强调理智(心理性或社会性)的知晓或知识条件的人最容易变成反实在论者。并且有人可能会因为尝试公正的处理理智要求而成为一个反实在论者。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威廉·冯特指责胡塞尔在其《逻辑研究》的第一卷中驳斥了逻辑心理主义,在第二卷中又转而重新支持逻辑心理主义,仅仅是因为《逻辑研究》第二卷所讨论的问题根本是关于理智的。然而,自然主义立场的对立面并不是某种形式的主观主义或理想主义。反自然主义立场并不需要降低经验世界的本体论状态和经验本身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实在论立场也是可以与自然主义立场相冲突的。

尽管如此,为了应对所有的风险,任何仔细的知晓实践或关于知识的理论考察(并不超出胡塞尔所谓的知识的范围)必须得解释理智纬度。这就是为何哲学家并不将自己的论证简单的写在三五张纸上给别人看的原因,这也是脚注(塞尔语)的使用不是低劣哲学的标志的原因。29哲学家们既产出表达、承载和引发联结性语境(真正的理解、知晓能在此发生)的说明文也产出论证(论证能被他人赞赏)。

因此,在《谈谈方法》的第二部分中,笛卡尔从“构成逻辑的许多规则”中列出了自己所偏爱的四种。这四种都是基于理智原则的,它们包括拒绝接受任何不明晰的事物、从明晰中展开的细致审查、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推导。当然,这些原则也预设了真理、逻辑关联和有秩序的意识。

在近期的关于当代逻辑的哲学表征讨论中,L.苏珊·斯特宾区分并相互关联了推演(根本的理智结构)和蕴含(逻辑关系),也包括“因而”与“如果……那么……”。30(她使用“认识论”一词,但显然此处的意思是纯粹理智的)按照她的描述,在P的基础上知晓Q的“认识论”条件包括:P必须被知晓为真、P必须蕴含Q。她还说:“尽管当Q是假的时候P只是可能蕴含Q,但Q是不能有效的从P推演出来的,除非P既是真的,而且被人们知晓是真的”。她接着讨论了归谬法中推演某物(“有效”?)与跟踪一个命题的逻辑结果(不假设它为真,也不假设它为假)之间的区分。这样“假设”与“逻辑关系”的使用显然是占有知识的必要步骤,虽然“假设”与“逻辑关系”并不是推理或论证。

普兰丁格正确地指出“基础主义是关于理智结构的规范性理论”。31并且,当然,这对于上个世纪出现的许多版本的融贯论、验证主义、构造计划、社会建构主义、外在主义、内在主义和“语言规则”理论来说也是一样的。

所以,理智能被自然化吗?显然不可能,因为理智涉及了广泛的逻辑关系,而且不仅如此。康德主义所谓的“感知的联结”正是出现在这里。这种说法主要关注简单判断的联结与它所预设的思想。这本身就是重要的话题,但知识与知晓并不是来源于简单的判断,也不是两三个简单的判断。借用奎因的话来说,知识与知晓来自于巨大的网状结构,它包含判断、概念化、感知、记忆、感觉、知觉和许多种经验。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知识与知晓来自于网状的人生经验。我们已经说过,知晓是在理论与经验的合适基础之上表征事物的。“合适的基础”从来不仅需要察觉少量的逻辑关系,还必须考察验证事例之前的“背景”——在壁橱里找扫帚。

若没有逻辑关系与对逻辑关系的察觉,上面所谓的东西就都是无法存在的。理智联结包含了这些东西,它所包括的内容从理性功能如何贯穿个体自身的广大理智网络到创造性才干(爱因斯坦有的东西?)的基本性质,再到理智联结中的自我同一性问题。我认为,这就是“合适的基础”的一般的完备条件不可能被找到的原因。在自然主义立场取得胜利之前,自然主义者必须在上面所解释的物理框架中提供理智联结的说明。这不仅仅需要论证疼痛是大脑中的化学过程并寄希望于未来的大脑科学研究,而且需要一种将爱因斯坦意义上的物理理论还原为大脑状态的同一性理论,这样自然主义立场才会变得真正有趣。

结语

本文已经说明为何自然主义立场必须得是一种“清教徒”式的物理主义,否则它就不具有哲学重要性,也不能把包括真理、逻辑关系与理智联结在内的知识涵盖其中。我们已经论述过,如果世界上仅有物理一种属性,真理或逻辑关系就不存在,因而理智联结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们事实上是存在的(许多东西都能被人知晓,许多人很有知识),所以自然主义立场是错的,自然主义立场与知晓、知识的本体论结构不兼容。32


  1. “一般的自然主义”囊括了很长的历史:- 经典的自然主义,代表人物是: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和卢克莱修。- 文艺复兴的自然主义,代表人物是:布鲁诺、坎帕内拉、泰莱西奥,以及出生比较晚的斯宾诺莎。- 经验论/唯名论的自然主义,代表人物是:霍布斯、休谟、保尔·亨利·霍尔巴哈等大部分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孔德。- 19世纪的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代表人物是:雅各布·莫勒肖特、卡尔·福格特、恩斯特·海克尔、路德维希·比希纳、赫伯特·斯宾塞、查尔斯·达尔文(可能的)。- 二十世纪中叶(可简单理解为:反唯物主义)自然主义,代表人物是:桑塔亚那、杜威。二十世纪后期(“同一性理论”)自然主义,它在科学主义立场与物理主义立场两者间摇摆不定,代表人物是:奎因、大卫·阿姆斯特朗、保罗·丘奇兰德、帕特里夏·丘奇兰德、约翰·塞尔。 // 要想理解当代的自然主义立场是什么,明白围绕它的逻辑的细微差别,就必须知道自然主义的漫长历史背景。所有自然主义都是反先验论的(anti-transcendentalism应译为反超验论更不容易引起误解,但先验论是一种很流行的形而上学认识论观点,比如康德的先天认知形式的先验论——译者注),都认为世界以及任何现存于世的内容是可见的(比如,不承认康德的物自体——译者注),它们都是“自然”的延伸,不承认有自然“以外”的东西。该可见的世界是自在、自解释、自运行和自导向的。虽然通常该世界被认为是不被明确力量(如上帝——译者注)操控的,但也有认为世界的运行是不盲目的。自然主义者从未对“自然”一词的内涵形成一致的看法。有些人是泛神论者,另一些人(如桑塔亚那和杜威)则偏离泛神论立场将神与人类的独特性等一切东西都揉成了“自然”。(参见塞尔与保罗·丘奇兰德或者丹尼尔·丹尼特在心灵本质问题上的分歧)因此,“自在”中的“自”仅有“非他”(例如非他在、非他解释、非他运行、非他导向)这样的消极含义,它起不到将其他东西与“自然”之物区分开的作用。 // 自然主义的漫长历史的详情可以参见詹姆斯·沃德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0版(88页)中撰写的“自然主义”词条,然后继续读他撰写的“自然主义与不可知论”词条(London: A & C Black, 1915)。W. R. 索利的《自然主义伦理学》(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904)中的17– 21页对区分自然主义本身与沃格特、海克尔、比什纳等人的物质主义的自然主义有帮助。从1945到1949,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from 1945上的一系列文章(从文章标题就能够轻易看出)是由自然主义与人类精神的结合后所引发的。(耶范特·H·克里柯瑞恩编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4)A·E·墨菲在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42期(1945)的400-17页中对此做了很好的评论。二十一世纪中叶的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由亚瑟·丹托做了很好的总结,该文名字是《自然主义》,由保罗·爱德华兹编辑,收入《哲学百科全书》第五卷(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67),第448-50页。当前形势的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在20世纪上半叶被认为死亡或被避免的唯物主义与身心的“同一性理论”联合了起来,成为一种新的科学主义,导致二十世纪末的自然主义立场重构并复兴。除非读了丹东的优秀文章,否则读者恐怕永远无法想到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 // 关于自然主义的更广泛的文化意义的讨论参见保罗•F•鲍勒和Jr.的《美国转型期的思想——进化自然主义的影响:1865-1900》(芝加哥:兰德麦克纳利公司出版社,1969)以及约翰·赖德编写的《二十世纪的美国哲学自然主义》(纽约州艾摩斯特:普罗米修斯出版社,1994)。  

  2. 参见我的论文《精神行为的完整性:胡塞尔对弗雷格难题的思考》,载于雷拉·哈帕兰塔编的《心灵、意义与数学》(多德雷赫特/波士顿:克卢沃学术出版社, 1994),第198–224页。  

  3. W·V·奎因《本体论的相对性和其他论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第101页。  

  4. 希拉里·科恩伯利斯《超越基础主义和一致性理论》,收录于希拉里·科恩伯利斯编《自然化认识论》第二版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4),第142页。  

  5. 参见金在权《什么是“自然化的认识论”?》收录于《自然化认识论》,第33–55页;希拉里·普特南的两篇豪伊森讲座手稿,出版于《现实主义与理性》(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 12和13章,题目是《为什么没有一个现成的世界》、《为什么理由不能被自然化》。  

  6. 普特南《现实主义与理性》,第246页。  

  7. 参见《善的构成》,收录于杜威《确定性的追寻》(纽约:G.P.普特南的儿子们公司出版社,1960);杜威更成熟的著作,例如《人性与行为》(纽约:现代图书馆出版社,1922)、或许是杜威最好的著作《经验与自然》(纽约:多佛出版公司,1958年)。关于规范的性质,还可参见阿尔文·普兰丁格的《保证:当前的争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2页,以及他的《权证和专有功能》(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8. 约翰·塞尔《心灵的再发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9. 约翰·塞尔《心灵的再发现》xii页。  

  10. 帕特里夏•凯奇《斯蒂芬·P·斯蒂奇的解构思想评论》,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95 (1998年12月):641-4,641-2页。该评论对解决当前所指的自然主义问题确实颇有启发。  

  11. 同上,642页。  

  12. A. E. 墨菲《自然主义和人类精神的书评》,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42 (1945): 400–17, 17。自然主义立场像现在这样流行的一个更深层原因可能是:自然主义立场“已经达成了有用的生活目的”。这句话出自迈克尔·弗里德曼在美国哲学协会“主席演讲”上做的《哲学自然主义》的报告,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71 (1997): 7–37。巴里·斯特劳德此前的“主席演讲”《自然主义的魅力》也有类似意思,而且强调了人们对自然主义立场缺乏共识,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70 (1996): 43–55。史蒂文·瓦格纳和理查德·华纳编的《自然主义:批判性评价》(印第安纳州,圣母院: 圣母大学出版社, 1993)也证明自然主义运动现在面临了许多困难。  

  13. 人们也可以退缩到不可知论的地步,托马斯·赫胥黎等人在二十世纪末就是这么做的。参阅收录于《宗教与伦理学百科全书》(詹姆斯·黑斯廷斯编纂)中的文章《自然主义》(纽约: Charles Schribner’s Sons, n.d., 195-8.)也可参见詹姆斯·伍德的《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近年来,关于物质的不可知论思想在心灵哲学中出现了复兴迹象。  

  14. 这方面的简单介绍见 Steven Luper-Foy, “Knowledge and Belief,” inJohathan Dancy and Ernest Sosa (eds.) A Companion to Epistemolog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234–7. 但John Cook Wilson 没有在该文中被讨论。  

  15. Roy Wood Sellars 说:“知识就是解释了所表征对象的特征的观念。人们通过‘知晓’掌握物体的性质、属性和特征……知识就是对‘存在’特征的揭露”。Roy Wood Sellars, The Philosophy of Physical Reali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 106. 整个第四章《知晓某个通常的世界》都值得读。  

  16. 首先是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然后是实用主义和“融贯论”,再是基于语言(可检验性、理性的可接受性、无引号理论等等)的二十世纪的哲学。不坚持真理存在客观结构会迅速导致客观性与独断逻辑的消失。休谟、康德、黑格尔和密尔就滥用了逻辑的概念,然后哲学变成了今天的样子,见我的论文《逻辑形式的退化》,Axiomathes (1997) : 31-52。  

  17. 见我的论文《空间,色彩,感觉和逻辑的认识论》,The Monist, 72 (1989): 117–33,里面对关于此的讨论有批判性观点。对于思想的语言本质,丹尼特说:“所以关于思想的语言就变成:还有其他什么可以做呢?”见 Daniel C. Dennett, The Intentional Stanc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7], 35页和此页脚注。其他的不符合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说法也有很多。  

  18. 见我的论文《作为原始暴力的预言:对德里达意向性观点的现象学批判》收录于加里 B·麦迪逊编纂的《论德里达的著作》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0–36.  

  19. 普特南《实在论与理性》, 234.  

  20. 同上, 242.  

  21. 在《意向性的姿态》的最后一章,丹尼特对最近的讨论(1987年Roderick Chisholm 和 Wilfrid Sellars 两人之间的讨论)中的问题做出了非常有效的陈述。  

  22. 塞尔的立场是清楚的。参见《心灵的再发现》和更近的论文集《意识的秘密》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97)。我相信这种“出现”在多种领域都适用,例如化学、社会学和艺术领域。但“出现”的有效应用需要某种程度上知晓“出现”的原因。汤姆森·内格尔认为原因是“简单的解决”,科林·麦卡琴·塞尔认为是“著名的心-身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知道##将是真的”但拒绝面对事实)(《心灵的再发现》第一章)。基于心灵属性的不可还原观,塞尔试图通过设定心灵属性的进化论重要性并声称心灵在某种意义上呈现于脑来强调心灵属性的自然性。对于心灵属性在进化论上的重要性,笛卡尔也能认识到心灵在生存中的作用,但他不认为心灵“出现”于大脑。然而,不仅塞尔没有,其他任何人也没有给出论断说心灵是来自于大脑、存在于大脑中或建基于大脑的。两者之间的实际关系仍然是完全模糊的。  

  23. 希拉里·普特兰《理性、真理和历史》(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  

  24. 丹尼特《意向性的姿态》, 5。  

  25. 同上, 15。  

  26. 灵感来自于莱尔德·艾迪斯的《自然记号》(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尤其是第二章。  

  27. 奎因最有代表性,参见我的论文《反对奎因的心理主义的案例》,收录于《心理学视角”》,M A Notturno编辑 (Leiden: E. J. Brill, 1989), 286–95。又参见心理主义与逻辑法则的讨论,见于我的书《逻辑和知识的客观性》(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4), 143– 66。  

  28. 希拉里·科恩布利斯《超越基础主义和融贯理论》,133。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处理的问题在最近一百年间已经解决过几次。参见我的书《逻辑和知识的客观性》, 143–66。  

  29. 塞尔的看法是:“哲学讨论的质量与参考资料的数量成反比,伟大的哲学著作并没有大量的脚注”,收录于《心灵的在发现》,xiv。  

  30. L.苏珊·斯特宾《当代逻辑导论》(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1), 214– 15。斯特宾的观点来自于三卷本的《W.E.约翰逊的逻辑》,尤其是 Part II, Chapter I, §3。  

  31. 普兰丁格《保证:当前的争论》, 73.  

  32. 本文已经论证了大部分论点,但没说作为强实在论者的胡塞尔的理论,如有必要,参见我的论文《知识》,收于 Barry Smith and David Woodruff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usser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8–67.  

2017-08-09 22:23 experimental-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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