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从脑扫描中学习道德(作者:Thomas Nagel)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15279/joshua-greenes-moral-tribes-reviewed-thomas-nagel
Greene J. 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M]. Atlantic Books Ltd, 2014.

执教于哈佛心理学专业的约书亚·格林斯是最近声音微弱的经验道德心理学的主要贡献者。这本可读性非常高的书表达了它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并且说明了我们应该做什么。他提供的有关人类道德的经验(假设)理由有三种:心理学实验的、大脑活动观察、进化论。第三种理由在应用于人类的心理属性时必然是应该被怀疑的,但是第一种与第二种被当代的数据所支持,这些数据来自于许多由格林和它的同事们所做的实验。

但格林并不把自己局限在事实上。他也疑问:我们的道德信念和态度应该被这些心理学发现怎样影响。格林从作为一名哲学博士生开始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训练和研究,所以,他熟知伦理学的事业不应被作为经验心理学的一部分,而是对道德问题的一阶调查和关于它们系统回答的研究。格林的书旨在对哲学事业的假设提出激进的挑战。他能这么做的理由在于其对这一领域熟悉,因此即使他所理解的观点常常是不准确的,也不重要。

这本书的总体内容是试图寻找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难题的解决不能够通过不同种类的道德标准来解决,这些道德标准做出的直觉断言也不能在特殊的群体里很好的工作。格林将这种难题称之为“常识道德的悲剧”。总而言之,悲剧在于:道德帮助特殊群体中的成员顺利合作,却不能在不同的群体的成员之间进行对比(找不到统一的道德标准)。

道德的演化就是为了展开合作,但这个结论伴随着重要的警告(caveat)。从生物学上讲,人是天生合作的种类,但这只是对一部分人而言的。我们的道德大脑为了群体内的合作而演化,但这也许只在个人关系的背景下能够这么说。至少从全部群体的角度来说,我们的道德大脑并没有为了群体间的合作为演化。与快速肉食动物的演变一样,竞争才是合作得以演化出来的关键。

“公共道德的悲剧”的提法来自于公共悲剧的类比,类似的,公共道德也确实提供了解决方案(这就是悲剧的来源)。在公共悲剧里,人们追求个人私利的结果导致这一做法违反了所有人的利益(如过度放牧或过度的海洋捕捞)。如果这些人学会遵守某些规则,或者坚持它们来限制个人对私利的追求,那么公共利益将不会被销毁,人们都将做的很好。正如格林所说,公正的道德经常要求我们吧群体放在个人前面。但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我们把自身群体放在了他人群体的前面。我们感觉自己对团体内的成员负有责任,而对外人没有相应的责任。因此,随着公共悲剧的解决,新的悲剧诞生了: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利益存在于多个道德群体或多元社会当中,它们不仅在国际范围内互相冲突,而且在小的地方上也是冲突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格林认为我们需要他所谓的“元道德(metamorality)”,它基于所有人类都能承认的共同的当下价值。不过它与常识的直觉道德是相互冲突的。 与其他人一样,基于对共同道德的怀疑,根据对其演化过程的分析,格林认为,这种更高层次的道德观点是在功利主义中找到的,他建议将其重命名为“深度实用主义”(大量的运气)。 由边沁和密尔提出的功利主义说的是我们应该努力公平地最大化实现幸福的原则,它与个人权利的本能的常识道德冲突,并且对同血缘或群体的人特别强调应负有道德责任。 这些直观的价值观在许多普通情况下粗略的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但是在格林看来:它们不能为普遍有效的行为标准提供基础。

格林反对客观权威的常识道德的论据来自于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对快思考与慢思考的区分。 正如卡尼曼所示,这两种模式几乎出现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如果没有这两种模式,我们就无法生存。 格林说,它们就像现代相机可以操作的两种方式:通过自动设置或手动模式。自动设置使我们能够对焦和拍摄,而无需考虑距离或光线条件,而手动模式使我们能够根据拍摄的特定条件思考后再对焦——对光圈和快门速度进行调整。相机要怎么操作,即选择效率还是选择灵活取决于当时的需要。

根据格林的说法,我们大脑的决策系统与相机是类似的。当大脑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决定一个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基于情感的快速并自动的进行判断,或基于理性的缓慢和慎重的进行判断。格林把这个区别用于他对电车难题的讨论,关于此一系列的思想实验已经成为最近的道德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富特、汤姆森与卡姆著作中所提出来的那些思想实验。 正如格林所说,问题归结为以下问题:

什么时候,为什么,个人的权利优先于(实现)更大的善? 每一个重大的道德问题——比如:堕胎、肯定行动、更高与更低的税收、杀害战争中的平民、在战争中将人民送去战斗、理性的分配医疗资源,枪支控制、死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将(真实的或指称的)个人的权利与(真实的或所谓的)更大的善相进行对比。电车难题正是说明这一问题的。

电车难题的核心就是让我们比较下面两种情况:

  • 天桥难题:一列失控的电车正在朝五个铁路工人行驶,如果它继续在当前路线上行进,那么他们将被杀死。此时,你站在一条跨越轨道的人行天桥上,天桥横跨在驶来的电车和五个人之间。(你发现)自己身边站着一个体重三百磅的人。救五个人的唯一办法是把他从人行天桥上推下,推到下面的轨道上。这个男人会因此死亡,他的身体会令失控的电车停止。注:你跳下人行天桥是无用的,因为你只有他体重的一半,无法停止手推车。

  • 道岔难题:一列失控的电车正在撞向五名工人,如果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改变的话,他们将被杀死。你可以通过打开一个开关,将电车转向侧线行驶以保存这五个人的生命。但不幸的是,在侧线上有一个工人,如果你打开开关,他将被杀死。

事实证明,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把胖子推离人行天桥的行为是错误的,但转动道岔的行为在道德上却是被允许的——两种行为的结果是一样的:一人死亡,五人获救。其他的思想实验被发明出来改进这一问题所研究的内容:什么因素使得我们判断行为在道德上允许与否。许多道德原则都被创造出来解释这种奇怪的结果,不过我们不需要在此进一步深入的介绍了。格林论证旨趣的基本点在于说明:我们对某些能够获得更大善且带来牺牲的行为拥有强烈的道德反应,而对另一个获得同样结果的行为没有反应。

两个难题之间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差异。首先,“道岔难题”中最后得出事件的结果是直观和显然的(注:单一的,不偏离问题的):每个人都知道选择牺牲一个人,以得到更好的后果。正如格林所说,“没有人说过,‘试图挽救更多的生命? 为什么,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但在对“人行天桥”难题的选择上,无论我们怎样确信,讨论的关注点也是不够确定的(注:其讨论的关注点也是不够单一的),有些回答似乎想要寻求解释,有些又反对解释。不推下电车前的胖子的理由在于其生命比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吗?这侵犯了它的生命,还是这样的行为是谋杀?这样的理由看起来循环了判断本身,而非对道德判断进行了解释。

其次,对“天桥难题”的回应有情绪的干扰,而这在上述的“道岔难题”中不存在。你可以内省一下自己的反应:将一个推下天桥,或者转动道岔。格林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多项研究,使用脑成像技术,说明:人们在考虑“天桥难题”的情况时,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中的活动增加了——这是与情绪相关的大脑的一部分,而人们在考虑“道岔难题”的情况时,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增加了——这是与计算和推理相关的一部分。 此外,对缺乏正常情绪的人,也就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到伤害的人进行测量,实验表明其批准将胖子推出桥梁的可能性比正常人增加了五倍。

格林提供了更多的实验细节和一些巧妙的心理方法来说明: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反应在做这些事情时使用的脑区不同。但他的总体结论,是与卡尼曼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双过程的道德判断系统:情感过程和取决于计算的审慎(理性)过程。这两种类型的反应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生冲突,但他认为两者共同指导了人类的行为。正如格林所说,“我们不该盲目地用神经联系的错误来谴责我们的道德直觉。”“然而,相机的比喻和诉诸进化论的解释意味着格林依据功利主义观点持有了与天桥难题不同的状态。他认为,虽然我们不能摆脱本能的反应,而且一般来说不应该摆脱它们,但我们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远离它们——只要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远离功利主义判断。他认为,功利主义使得我们超越自身的演化残余(注:古老的情感)。问题在于:格林能否提供一个融贯的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和怎样持有功利主义看法的原因和办法。

格林希望说服我们:道德心理学比道德哲学更根本。 他认为,大多数道德哲学是在特定情况下将我们的道德直觉错误的解释为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和我们应该做什么的真理,这样错误做法的目的是发现真理的基本原则。事实上,格林认为,我们所有的直觉只是我们的有着双重加工过程的大脑的表现:本能地运作或理性思考地运作。他赞成功利主义的道德立场,而不是真理(他自称不知道是否存在道德真理这样的东西)。功利主义是一种我们都可以理解的评价方法,并且希望提供一个当下共同的价值观点,这样的办法比说明个人权利与公共义务之间的其他方法更少出现令人误会的地方。“我们都不是真正公正的,但每个人都认为公正是道德理想所提供的。”

他认为,功利主义并不被与之冲突的“天桥难题”中出现的直觉冲突所排斥,因为这些直觉最好不被理解为对内在错误的认识,而是作为通过防止人际暴力而演变的为社会和平服务的内在反应。(注:如果胖子是可以被推下的话,那么功利主义支持这样的情况将造成社会恐慌,反而在结果上失去更大的善)与此类似的理由可以解释其他与常识相违背的直觉冲突。例如:人们对自己认识的人更负责任、拯救正在溺水的熟人比拯救更多的不认识的人更重要。 根据格林的说法,按照进化心理学,我们有这些直觉是可以理解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让我们的行为是由此指导并没有害处,但它们不是道德真理。这些直觉并不违背功利主义的要求,即使看起来它们使得我们做了一些不符合原则的事情。


插图:阿加塔·杜德克(Agata Dudek)

虽然我们不能摆脱大脑的自动判断设置(两种判断模式),但格林说,我们应该试图超越它们——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应该指望自己所采用的普遍原则能令自己“感觉正确”。功利主义有违反直觉的后果,但我们使用这一原则的原因是认识到幸福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客观上没有人比任何人重要(注:没有人是特殊的),即使主观上我们认为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他所谓的“踢走梯子(注:离开大脑的自动模式)”的一个例子,或者描述为一个与原始演化而来的道德相反的道德价值观。

然而,关于功利主义理论是否在许多更客观的意义上无视个人权利,格林的论据看起来不能支持他上面得到的结论。(比如)当他试图描述功利主义在我们生活中适用的情况时,他是这么说的:

没有理由希望一个真实的人为了获得更大的善而把自己喜欢的一切事情放在一边弃之不顾。比如我自己,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花钱远好于在距离遥远的挨饿的孩子身上花钱,并且我不打算停止这样的行为。 毕竟,我只是一个人(注:而非神)! 但我宁愿是一个人,一个伪君子,试图不那么伪君子,而不去做一个为了理想价值而忽视自己种族的道德局限性的人要好。

“伪君子”这个词在这里被错误的使用了。伪君子是指一个声称自己持有而实际并不持有的人——我要告诉格林的是,他所描述的人只是没有达到自己的所谓的理想价值而已。(注:试着两码事)

这意味着有些东西明显不是经验心理学的事实:即,有一些价值观——我们应该“理想地”管理我们的生活,它们被功利主义理论所涵盖:不偏不倚的将每个人的幸福看成是价值等同的,并不因为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喜爱而产生偏好。格林甚至提出了一个奢侈的哲学论证支持这个理想。他问我们如果能够选择,会创造哪一个世界:一个当下的世界,还是一个完全公正与无私的世界(关心每个人,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朋友和家庭,或者自己)。他认为我们会选择创造第二个世界,并认为这显示出这样的选择与我们和我们的典型道德反应有关系。

格林似乎认为,这个奇异的创造论的思想实验能够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理想价值观,因为我们的选择要求价值判断不受到我们人类所特有的道德限制的污染。他似乎认为, 这种理想的物种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我们,即使我们自身是非常不同的。然而,他还认为,期望我们根据它们来行事是不合理的,而且坚持它们会会带来灾难。

如果要求一个实际的人放弃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其他情感却来改善陌生人的生活似乎是荒谬的,那么这不可能是功利主义实际上要求真正的东西。尝试这样做将是一场灾难,灾害不会最大限度地增大幸福。人类演变为适合与他人在群体状况下生活,而且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世界尽可能多的获得快乐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考虑人类的本性。

格林在与一个老问题纠缠,而且他的神经心理方法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当我们想要一个管理自身行为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从似乎是正确的地方开始。当我们的直觉是明确的,我们可以简单地接受他们。但有时直觉不是明确,所以我们面临着选择。当我们的直觉与个人权利相冲突时,我们不信任我们的个人权利的直觉:挽救更多的生命,还是应该放弃功利主义?允许直觉上不可接受的侵犯个人权利?格林认为“天桥难题”的直觉反应类似于米勒莱尔的光学错觉,其中两条相等的线在我们看来却具有不同的长度——因为其背景不同。即使我们测量线条并发现它们是平等的,幻觉也不会消失。然而,功利主义的计算并不像上述的物理测量:它取决于不同形式的评价,格林将其描述为一种人类的发明。

道德理论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价值是否与个人相关,例如:关于自己和家庭的偏见,不对他人造成直接伤害的特殊责任,是否应该是道德的一部分。是否公正的功利主义观才是道德的。为了消除我们的反对功利主义的道德的直觉,比如格林发明的“人类典型的道德限制”,必须将其视为实现道德理想的障碍,这将理想道德看作是人类所不具有的东西。

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是将个人权利置于重要性地位的价值观与普遍和公正的价值观相结合。这样的相互结合的理论需要对公正进行更微妙的理解(比格林理解的更精细:他将公正理解为幸福最大化)。他对康德和罗尔斯的简单讨论说明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两者选择的概念——虽然我相信即使他能够理解,他仍然会因为支持功利主义而反对两者的伦理学理论。

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理论的主要反对理由是:它没有将人与人之间的区分作为关键因素,所以它诉诸于利益平衡的方法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当一个人在生命中可以选择善或恶时,这样的方法是可以适用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方法,在功利主义中,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会因为其数量上的劣势而输给足够大量的其他人的总和。罗尔斯站在康德的传统中试图为人际关系制定一种公正的平等考虑的理论:这种理论建立在优先级的基础上。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不讨论它,我只是想举例说明:我们演化的内容可能远比格林所想象的复杂。

格林所提出理论的最困难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放弃将自然道德直觉理解为一个融贯系统——追求个人权利会阻碍追求更大的善?我们是否应该进而把它们当作是光学幻觉,把它们当作是进化的产物却不论断它们?格林的揭穿论证为功利主义传统的可信性增加了一个经验维度,但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够捍卫一种保护个人权利的道德观点,却不导致道德直觉的不融贯,比如每一个人都有完全自由的领域,这个领域不应受到他人的干涉。(It is possible to defend a universal system of individual rights as the expression of a moral point of view that accords to each individual a sphere of autonomy in the conduct of life, free from interference by others, defin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same sphere of autonomy can be accorded to everyone without inconsistency. )这意味着许多时候个人权利的定义是任意的——如“天桥难题”与“道岔难题”之间的区分——故意杀人与无意杀人。但是,体现这种区别的道德概念不能被简单的视为与视觉错觉相同。大多数人将完全把任何权利视作相同的道德理论看作是不可接受的,但道德理论完全可以包含对不偏不倚的关注和对整体上善的要求,这种更复杂的道德观也部分反映了人类本性的复杂。

上面这样的分歧是格林或其他人在进行道德问题研究时不可避免的。我们也许希望,在解决它之前,人类有一条很长的道德发展之路。

2016-12-29 14:37 experimental-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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