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特里奇体育哲学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M]. Routledge, 2015.）导言

本文回溯了体育哲学发展历史上重要的活动，我们的范围从它在南美变成一种智力性的研究开始，直到它被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所接受。现在体育哲学已经变成国际化的立场。

体育哲学在南美发展的简史

离体育哲学最近的学科是体育历史、体育社会学。这三个学科都是最近才在学术圈建立起自己阵营的。体育哲学这个学科最初成立于南美，它随后传向了欧洲和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地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体育哲学在美国首次经历了自己发展的阵痛：托经济迅猛发展的福，体育哲学学科的体量开始变大（学科规模和学生数量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并且最重要的是，体育学科的课程范围第一次出现了。另外一个背景性的因素同样很重要，那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反权威主义社会思潮和当时的政治氛围。该因素促使大量三十岁以下的美国人开始在学术圈内外挑战陈规和传统。确实，如果说有什么大的政治与知识风潮变动的话，就是这样：政治与知识分子的变化对体育研究以及关于它的各种认识影响巨大，并且如“体育哲学”这样的新学科开始逐渐在学院和大学的课程表中出现。这股风潮不仅席卷了整个美国还波及到了加拿大。

体育哲学诞生伊始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理论概念：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新主题看起来似乎无处不在、无处不是。体育哲学是从对体育教育哲学的回应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它过去被认为是体育教育哲学的分支，而不是哲学本身的分支。在英国和美国，体育教育哲学的主要目标是丰富各种形式体育锻炼的教育素养的形式，它的范围从基本的人体活动、有组织的游戏、运动，一应俱全。体育教育哲学家常常抱着紧张感来完成自己的研究任务。理由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及以前，当时许多领先的教育理论认为“体育教育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教育主题”——体育教育哲学没有自己的内容。更准确地说，流行的观点认为体育教育其实完全是关于身体的事件，同心灵无关。所以我们应该取消“体育教育”被称为是“教育”的权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体育教育哲学家当然会尽己所能破坏“心-身二元论”观点，毕竟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受到了偏见性待遇。

幸运的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的“体育哲学研究”已经与“体育教育哲学研究”分离了，并且前者已经取代后者成为了学术的中心主题与重点。此种重要的思想转变可以部分归因于那个十年时间里美国与世界对“体育”兴趣的激增——这种兴趣到今天都没有任何减退的信号，更不用说逆转了。当然，人们关于体育兴趣的激增也与另外两个主要事件的发生有关。第一件事是，当时三本“破开新路”的关于体育哲学研究的图书获得出版。第二件事与一所不起眼的位于美国东北角的小小大学有关。这所大学曾经建立过以体育教育哲学为主题的文科教育系统。在那里，一场强调体育的哲学意义的对话将“体育哲学”席卷进了更大的美国学术界。

关于第一个里程碑式发展，南加州大学的体育教育哲学研究者出版了两本书：1967年，霍华德·斯莱希尔（Howard Slusher）出版了《人、体育与存在》（Man, Sport, and Existence）；1968年，埃莉诺·梅西尼（Eleanor Metheny）出版了《运动与意义》（Movement and Meaning）。斯莱希尔的书是关于“体育参与（athletic engagement）”的含义与意义的存在主义思考。梅西尼的书更有野心和创新意义一些，他以成熟的哲学眼光思考了人类运动与体育。以上接连出现的学术出版物帮助推动了“体育哲学”的前进，并且它们还成功终结了“体育教育哲学”过去在学术界所占据的更高地位。

然而，尽管有这些开创性著作的出版，此时出现的第三本书却是不可忽略的，它是保罗·魏斯（Paul Weiss）于1969年出版的《体育：哲学研究》（Sport: A philosophic inquiry）。这本书为“体育哲学”的合法化做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哲学圈中，“体育哲学”合法化了，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持有关于它的积极态度。此外，杰出的英国分析哲学家安东尼·昆顿（Anthony Quinton）爵士在1969年对该书写了一份非常重要的评论文章《更衣室形而上学》（Locker Room Metaphysics）。这篇发表在《纽约书评》的文章表达出了对斯莱希尔《人、体育与存在》一书极其不屑的态度。即使这可能仅仅是因为他身上具有反对大陆哲学的态度，但它的价值仍然不能被忽视¹。

魏斯的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力的原因并不在这本书本身，相反，“体育哲学”兴起之浪来自于魏斯在知识分子领域里的名气：魏斯不仅被公认为是美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而且他还是哲学学术界以外最有名气的发言人。形象地说，其他人看到魏斯认为“体育哲学”值得用一本书来进行研究，就已经觉得这个话题已经重要到不可忽视，所以自己也应该进行研究。

不过，可以肯定的事情是，魏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如此对待“体育哲学”主题的重要哲学家。相反，许多哲学巨人，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或多或少地充满激情的对体育和体操进行过批评。尼采、海德格尔、萨特也是如此，毕竟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体育”其实是一个有着重要角色的概念。上世纪著名的奥地利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应该被包含在哲学人的队伍中，他用了“游戏”的概念来特别指代语言游戏，从而阐述他自己最原始的哲学观点²。虽然以上提及的每一个人都不曾像魏斯一样创造出关于“体育哲学”的系统化理论，甚至找不到关于“体育”系统讨论的单一文章（萨特《存在与虚无》最后部分讨论的“游戏与滑雪”可能除外）。这意味着，对“体育哲学”有兴趣的读者必须自己仔细地梳理哲学文章。不过，事实虽然如此，但大部分当代的哲学家还是会将“体育”简单的忽略掉，或假设或执着地认为“‘体育’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不值得严肃的哲学关注与分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保罗·魏斯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显得相当重要了：一旦“体育哲学”可以与其他诸如科学、宗教、历史、法律与政治哲学等学科相抗衡，那么哲学圈本身的傲慢情绪将会减少许多——“体育”可以因此恢复自己应有的名誉。

如前所述，第二件事与学院中学科的制度化有关。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中已经有认真对待“体育哲学”这一主题的课程体系，并且他们还通过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改来适应当时知识分子圈子中出现的这种新兴趣。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学校是位于布罗克波特的纽约州立大学。那些集中在体育教育学部的原则性变化是由当时的校长阿尔伯特·布朗（Albert Brown³）带来的。布朗建议在布罗克波特开发一种新的体育“专业”（即本科或学士学位课程），并且要有一个新颖而重要的转折：它应以文科模式为基础，而不是采用当时更普遍和传统的专业教育形态。他从圣何塞州立大学雇用了沃伦·弗雷利（Warren Fraleigh）作为“体育教育与创新”学院的院长，并执行他的计划来改变自己大学的课程计划。第二年对于新生学科来说，是非凡的一年：弗雷利（Fraleigh）聘请了六位体育哲学专家，此外，还聘请了体育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学者，并将“体育哲学”作为新课程的核心主题之一。这些志趣相投且受过学术训练的体育哲学家的聚集是一项创新（无论在规模和意义上过去都没有过如此的情况）。所以事件的结果毫不令人奇怪，这项举动不仅在弗雷利自己的大学，也在美国和加拿大学校的体育部门掀起了波澜。

在霍华德·基弗（Howard Kiefer）的向导之下，布罗克波特已经成为哲学交流的中心。该中心的主要目的是鼓励进行社会与公共问题的哲学研究，并将研究结果传播给更大范围的学术界与公众们。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中心每年接待两位著名哲学家对某些重要的实时问题进行讲演。这些讲演的形式采用了问答格式。讲演被录制下来，然后免费租借给感兴趣的教育机构或公共组织。此外，两位受邀的哲学家还会向公共听众展示格式正式的论文，这些论文将随后被刊发在《哲学交流》（Philosophical Exchange）上。1971年，弗雷利（Fraleigh）与基弗（Kiefer）联系，询问中心是否有兴趣将保罗·威斯（Paul Weiss）带到校园，并与当时由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出名的哲学家理查德·沙赫特（Richard Schacht）一起发表体育哲学论文。这样能够产生一篇对威斯进行批评性回应的论文。弗雷利的计划是让威斯-沙赫特两人的交流战线变得更广泛，使“体育哲学”获得发展（自己的学部将专门赞助该讨论会进行“体育哲学”讨论）。基弗（Kiefer）对此给予了支持。1972年，布罗克波特（Brockport）举办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北美哲学会议，专门研究北美体育运动。据我们所知，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此类体育哲学会议。

这次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哲学家、接受过哲学训练的体育研究者和公共团体都发表了论文，而且进行了多次会议⁴。与会者之间发生了热烈讨论，后来也被证明为是理智上取得了成功。在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弗雷利与魏斯之间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建立“体育哲学协会”并创办专门针对体育哲学的期刊。在1971到1972两年间，弗雷利与魏斯的讨论结果还导致了“创立协会”与“创立杂志”的指导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成员除了魏斯和弗雷利，还有哲学家理查德·扎纳（Richard Zaner）和体育哲学家艾伦·格伯（Ellen Gerber）⁵。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举行的1972年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上，体育研究哲学学会（PSSS）正式成立。次年，该学会制定计划，计划发行被称为《体育哲学杂志》的新杂志。刚搬到明尼苏达大学的布罗克波特前体育哲学教授罗伯特·奥斯特胡德（Robert Osterhoudt）被任命为第一任编辑。该杂志的第一卷于1974年出版。1999年，PSSS正式更名为国际体育哲学协会（IAPS），以正确反映PSSS不断增长的国际成员资格。如今，IAPS是一个强大而充满活力的学术协会。它在世界各地举行年度会议，其标志性出版物《体育哲学杂志》仍然是该领域的主要期刊之一。

体育哲学在其他地方发展的简史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和制度化的背景之下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体育哲学的全球发展并不平衡（虽然“体育哲学”的全球化发展迅速）。例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只有德国（“德国体育科学学会”——German Society of Sports Science，其中包含体育哲学）拥有专门负责该学科的某种国家性组织。汉斯·伦克（Hans Lenk）是德国著名的哲学人物，他在“体育哲学”上从事过重要的早期工作。他的著作《田径的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 of Athletics）于1975年在德国出版，并于1976年以英文版流传于世。同样，在日本，“日本体育研究学会”（Jap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port）也成立了全国性的体育哲学协会。该日本协会随后开始出版《体育与体育哲学杂志》（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日本⁶和英国的体育哲学的发展类似于美国。的确，很多早期关于体育的哲学性奖学金都可以在教育哲学期刊上找到，体育教育哲学家在这些期刊上找到了学术上的壁龛（合适的职业）。该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不过，在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由于开设了人体运动研究的非学位的职业性课程，“体育的哲学性奖学金”出现过一些间断现象。而且更重要的事情在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部分这类非学位课程被“体育研究”与“体育科学”的学位课程所取代。这段不算长的时期产生了一部经典著作：英国哲学家戴维·贝斯特（David Best）的《哲学与人类运动》。该书不仅仅专注于体育运动（特别是舞蹈）本身，它还对早期的现象学工作（例如埃莉诺·梅西尼的作品）深有批评，引发了“体育是否具有艺术地位”的争论。该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尽管这些国家已经开展了这项活动，但直到下个世纪初，确切地说是2002年，欧洲才成立了另一个全国性的体育哲学协会：英国体育哲协会（BPSA），它是由格洛斯特郡大学的迈克·麦克纳姆（Mike McNamee）组织的一次会议发起的。该组织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体育、伦理与哲学》（Sport, Ethics and Philosophy）的新期刊，该期刊很快成为能出版有关“体育哲学”著作的主要国际期刊。BPSA在2003年举行了第一次年度会议，此后每年举行一次。它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者，并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发起了欧洲体育哲学协会（EAPS）。该协会与BPSA共存，并与其官方期刊（《体育、道德和哲学》）建立了正式联系，也进行了会议方面的正式链接。

在斯洛文尼亚的列夫·克雷夫特（Lev Kreft）的领导下，EAPS支持了许多倡议，这些倡议促成了斯洛文尼亚国家协会的发展（2010年）。捷克共和国（2011年）与波兰、匈牙利学者有密切关系，尽管他们尚未发展出国家性组织⁷。同样，在荷兰，研究者们对“体育哲学”学术领域的兴趣一直很浓，也没有诞生出领先的机构⁸。斯堪的纳维亚和日耳曼地区在体育运动方面具有长期的哲学兴趣⁹，但两国都没有建立独立的民族协会。在中国，虽然人们对运动的兴趣开始兴起，但对运动的哲学思考仍然较少¹⁰。

相应的，这方面最终的发展值得被关注。它关系到拉丁体育哲学协会的最新发展（ALFiD：拉丁体育哲学协会），该协会未遵循该学科的国家机构发展，而是将拉丁语学科（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整合在一起¹¹。在这些国家中，体育哲学的历史虽然漫长，但却是零星的。在西班牙，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y Gasset）发表了一些有关体育在20世纪初与社会相关的文章。但是，也许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对西班牙体育哲学做出了更深贡献的作者是何塞·玛丽亚·卡吉加尔（José María Cagigal）。虽然他主要关注的是这项运动的社会意义，但他的一些著作还是包含了原始的哲学见解。西班牙语工作的高潮发生在2013年，新期刊以西班牙语和英语出版：《公平竞争：体育杂志：哲学、道德和法律》（Fair Play: Journal of Sport: Philosophy, Ethics and Law）。西班牙体育哲学协会（Spanish Association for the Philosophy of Sport）自此成立。

有趣的是，在这两个国家，哲学背景广泛地运用了现象学传统，形成了自己的命名方法。它们所用的术语包括“体育文化”（physical culture）和“运动文化”（movement culture），而非体育（sport）。这些词的所指被用来作为哲学研究兴趣的对象。在捷克共和国，研究者还使用“哲学自然人类学”（philosophical kinanthropology）一词来替代“体育哲学”。¹²

哲学化的传统与体育哲学

“体育”这个词本身是有语义差别的。例如，西方通常所说的“体育”借鉴了希腊和西班牙的丰富历史。罗马竞技运动¹³一直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教育运动的现代化，延伸到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等人带来奥林匹克运动重生¹⁴。在整个欧洲，人们实践并推广了被认为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范式运动。其他的运动文化也是如此，包括与健身和健康相关的活动团体以及人人享有体育运动的组织，这些组织与被统治者仅具有“家庭”相似那样的关联。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人体哲学和体育社会理论的研究与对运动形式的思考齐头并进，这些运动形式不应属于狭义的“体育”概念。

按照《体育哲学》杂志上的用词，英国和欧洲学者们对“体育哲学”一词的说法具有很多哲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与美国、加拿大的体育“分析哲学”方法占据优势地位有关。该情况并不意味着要否认“大陆哲学”方法没有发展“体育哲学”。相反，正如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在1995年所指出的那样，标签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误导性¹⁵。并且，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东西，“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两个标签都没有充分考虑东方哲学。比如，日本有关体育哲学的思考应该都属于“东方哲学”。

鉴于哲学研究始终都与文化相关，所以不同表达方式存在各自的局限性。相比起来，体育的生物、医学等科学研究有自己全世界范围内通用的技术语言。从事大陆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们所使用的语言并没有足够的普遍性。比如只有存在主义领域的专家才能理解诠释学、本体论和现象学¹⁶。

尽管“大陆”一词本身反映了地理文化的考虑因素（这项工作源于法国、德国以及更广泛的欧洲大陆学者群体¹⁷），但人们发现全球体育哲学家都借鉴了这些传统。同样，尽管分析哲学是英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主导传统，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但它的创始元勋却来自欧洲大陆。因此，“分析哲学”、“大陆哲学”这样的标签存在误导性。当然，区分这两个标签是所有哲学都曾共同努力追求的目标。体育哲学也是如此。

结语

在此书中，我们希望能够充分表达个人意见和传统。这些思想和传统代表着这种工作的最佳表现，与工作本身的性质无关。尽管遗漏和错误将在本书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希望本手册能使该领域的新手感受到“体育哲学”主题的重要性与活力。同样，我们希望所有的研究者都能够在本书中得到批判性反思的滋养。另外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奖学金的高质量和该领域的国际化，“体育哲学”这一主题确实正在蓬勃发展¹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