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与理性:世界上最理智的婚姻

德里克·帕菲特和珍妮特·雷德克里夫·理查兹认为哲学应该引领行为。他们的婚姻证明这是正确的。[^原文链接]

哲学教授珍妮特·理查兹和德里克·帕菲特(从左到右)哲学教授珍妮特·理查兹和德里克·帕菲特(从左到右)
20世纪80年代,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木镶板特征的老图书馆中常常召开一个研讨会,它常被称为“星球大战”。四位道德学、政治哲学的学术领头人轮流执领这个研讨会,他们探讨争论两个小时,而他们所在的图书馆尽头的房间内,挤满了充满求知欲、对他们敬畏的研究生。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并参与了一个月的研讨会。
那四位哲学家分别是德里克·帕菲特,阿玛蒂亚·森,罗纳德·德沃会,杰瑞·科恩。他们都是极为博学的人。1982年,珍妮特·雷德克里夫·理查兹刚刚来到牛津,她想要亲眼看看那里被所有人交口称赞的百花开放的学术火焰。那时她已经快四十岁了,是英国开放大学的一名哲学讲师。她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怀疑的女权主义者》。
朝诺贝尔经济学奖冲刺的森认识雷德克里夫·理查兹,研讨会结束后看见她走过去打招呼。帕菲特问森这是谁,然后就得知了理查兹的名字和她刚刚与伴侣分开的事。帕菲特给她写过封信,理查兹说她有朝一日会把那封信出版,她称那为“史上最不同寻常的搭讪信”。帕菲特买了《怀疑的女权主义者》一书,据理查兹说“那是另一场‘试镜’”,帕菲特坚持不懈地追求着理查兹,对他自己还有四位竞争者的事实忽略不计。
今天,帕菲特被他的同行们都认为是世上健在的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他198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理与人》被认为是天才的杰作。现在,他已经与雷德克里夫·理查兹结婚,那是一位有着三本被广泛阅读的书籍的作者,她的书逻辑严谨并对处境尴尬的言论有着较高宽容。他们夫妻不仅仅可以说是史上第一的头脑“理性”的兴趣相投者,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相处也是一项吸引人的学术研究——在道德哲学或伦理学上,哲学家的信念形成他们的个人行为。帕菲特认为他们就是这样。我近期到了他们伦敦北部的家采访了这二人。
珍妮特说她最初完全被德里克所“迷惑”。德里克缺乏一些一般特征,他对许多正常的社会信息并不熟悉,他不会嫉妒或者怨恨(但他懂得骄自豪)。在他求爱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常见的追求信号——鲜花和巧克力这些——但他曾经一次把所有的巴赫键盘乐曲谱塞进了珍妮特怀里。德里克也借给珍妮特一台老旧的台式电脑,那是罗纳德·德沃会卖给他的。电脑出了问题,“当德里克说他半夜过来解决电脑的问题时,这是个要发生什么的奇怪迹象,我想他这样代表着什么。”但他没有。
2011年,在决定去结婚登记处注册结婚的前一晚,德里克和珍妮特二人在牛津小克拉伦登街上漫步,他们要去一家印度餐馆进行一场低调的庆祝。他们已经在一起29年,他们决心去结婚主要是一些务实的理由。他们感觉自己老了,二人关系变得正式(有法律效应)可以使财产继承和近亲属权利这些问题更易处理。他们的仪式只有四个见证人:珍妮特的姐姐和姐夫,珍妮特的侄女和她侄女的伴侣。
快到餐馆时,他们经过了一家婚纱店,在橱窗中所有(传统)蛋糖霜形状的婚纱,衬裙、箍环、裙裾,珍妮特指着一件玩笑地说,“那就是我明天要穿的婚纱。”德里克严肃地回问,“是那件吗?还是和它相似的?”
珍妮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平淡缺乏想象力的德里克,但这仍使她发乐。在她第一次遇到德里克之后,珍妮特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懂他。珍妮特说,“如果你想要有一种正常的家庭关系,那你就不应该和德里克交往,但是当我发现时,我已经不能离开他了。”
珍妮特和德里克都是牛津大学实践伦理学的杰出研究员,在那我只是名助理研究员。我是他们手上的一名研究生,德里克是我的哲学学士论文的指导老师,而珍妮特是我的博士导师。我的哲学博士学位是关于歧视哲学,珍妮特在这一研究方向上写了很多东西,但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仍在等待珍妮特答应他们的一本书。
我的哲学学士论文是关于未来(或者叫人口伦理),属于道德伦理范畴。论文涉及的问题有我们作为未来人类的义务与责任和我们创造愈加的幸福生活是否使世界更美好。帕菲特研创它,却还没达到形成新的分支学科的程度。作为出发点,这一论题大部分内容和他提出的内容持异议。
他经受的一大难题就是非同一性问题。设想一位女性若是知道她此时怀孕会生出一位残疾孩子,但如果她(延迟受孕时间)等几个月,就会拥有一个正常的婴儿。这样,大部分人都会说这位女士应该等待几个月后,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身带残疾的孩子会出现在家庭和更广泛的社会中,更是为了孩子好。
但是片刻的思考会使我们知道被误导了。如果这位女士延迟怀孕并不会使“那个”残疾的孩子的生活更好,她会有另一个孩子。如果情况不是非常严重,这位女士不推迟怀孕对那个残疾的孩子没有更糟的影响——但她要是推迟了孕期,这个残疾的孩子根本就不复存在。
这让帕菲特认识到道德两难情况下的抉择有着深远影响。例如,在关于气候变化和其他形式的环境退化的决策上有着相似的结构。假想我们不得不在两个决策中选择,方针A是保存我们的资源;方针B是耗尽它们。如果我们选择方针A,那么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低于方针B。但在300年后,它的储存会更多,并且从此之后无限额使用。
依照我们选择的方针会出生不同的人。无论我们选择哪一个,三百年后那些本应出生的人很可能没有人存活。在《理与人》中,帕菲特说当我们问自己“如果铁路和汽车没有被创造出来,我还存在吗?”这种问题时,我们要更加清晰地认识理解它的复杂性。
一般来说,我们觉得某件事物糟糕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对一个人或多个人来说不利。但在这些非同一性案例中,没有对谁来说某个决定是糟糕的,帕菲特称这无关紧要。他指出(上面的选择)在任何一个结局中存活下一定数量的人类,若是他们过着比以往更为低水平的生活那就是糟糕。
这个推论似乎无懈可击。但当我们面对会创造更多人类的决策时,更多复杂的难题出现了。帕菲特为我们画了一条线路,它必然导致他口中的“矛盾理论”。这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关——完美的人口规模是多少。矛盾理论认为“未来可能至少有100亿人,他们都生活得十分幸福,那一定可能会有更多数量的人类存在。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那么即使人们活着不为了什么,只要有更为多的人就更好了。从帕菲特对这一研究结论可以看出他认为这是难以接受的,但是他和其他哲学家发现他的这一逻辑很难驳斥。
同未来论一样,《理与人》在其他哲学领域做出了开放性的贡献,其中包括时间(令人费解于比起过去更偏向未来)和人格同一性(我们在什么样的变化下能存活和不能存活)。这本书充满着大量复杂的参数,而参数也会被进行令人赞叹的创造性思维实验补充。
两年前,因为到了必须退休的年龄,帕菲特不得已离开了万灵学院他的宿舍搬到他在牛津郡中心买的一个小房子。那时候珍妮特还没有回到牛津,生活环境的变化对他来说是一个大的冲击。德里克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院校度过——在伊顿公学时他就是奖学金男孩,牛津上研究生学历史,和他在25岁获得万灵学院成绩优良奖学金后他就从离开过院校。万灵学院是牛津大学中唯一一个没有大学生,只有学术研究人员的地方。
珍妮特说道,“德里克不知道一栋建筑没有伙食管理员和总务管理员是什么样子。”
“你的意思是我需要被照看?”(德里克·帕菲特)
“根本不,那正是有意思的。你一点都不需要被照顾。”
但是珍妮特没有在他身旁,德里克的住所就会迅速变成野地。他的朋友弗朗西斯·卡姆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因为在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和罗格斯大学待了好几个学期,德里克自认是半个美国人,当在卡姆公寓中发现厨房水槽的出水孔堵住时,卡姆本人不知道,因为她从没有用过那里。德里克说,“卡姆是最像我的人。”
尽管饮食被严格看管,德里克却不知道如何操控烤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他的朋友有一段时间待在伊萨卡岛,他并不介意朋友们给他做了什么吃的,只要食物是不一样的就好。德里克介意,他每天吃一样的东西,早餐是穆兹利(一种用碎果仁、干果和谷物混合制成的早餐食物),酸奶,果汁和一大杯速溶咖啡,因为煮水还要用到水壶,他总是用水龙头里的热水冲咖啡。晚上他用一些生胡萝卜,奶酪,长叶莴苣。芹菜和花生酱做沙拉。对他食物要满足两点要求:健康和最少的准备时间。和珍妮特一样,他也是素食主义者。
德里克问,“这不是一个相当无聊的话题吗?”这是不好的兆头,德里克曾写过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无聊过。珍妮特和我回到了楼上的客厅,留下德里克与他的穆兹利和速溶咖啡。
珍妮特在1980年出版《怀疑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她本人没有任何不怀好意的意图,这本书仍被看成惹恼了众人的著作。怀疑主义一词激怒了女权主义者,它(似乎)断言了许多真正女权主义者的言论充满了粗俗、语无伦次的内容;女权主义者这词绝妙拆析了男性确认自己高于女性的特权地位。
细想“女性禁止开汽车”这个规则 (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旧思想环境下十分具有紧迫感) ,这有什么问题?这不仅仅是表面的针对男性与女性的区别对待。最终,找不到工作的人被和找到工作的人区别对待,这情况在劳动力市场不可避免。而酗酒者不能成为飞行员,我们不会因此认为酗酒者被歧视。
珍妮特认为,这是因为即使依据提议政策的人设立的通用标准规则也不会公平。大多数人表示信仰英才教育,但那是一种对于某一群人不利的武断决定,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
珍妮特喜欢引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话。例如禁止女性公交司机的议题上,那些人常认为女性在驾驶中不足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司机,但是密尔指出,“女性天性中有不善于做的东西,但没必要禁止她们做。”换句话说,在真正的英才教育中如果所有女性真的对开公交车一窍不通,她们不会被雇佣——那也就没有必要再额外设立一条规则禁止她们。

帕菲特在他牛津大学的办公室向外拍摄的照片
这样的一个探讨反映了雷德克里克·理查兹的标志策略——她给对反对者一个或诸个前提假设,尽管不认同他们的理论却还会正视。她认为堕胎法没有任何逻辑意义,如果胎儿是一个人类,为什么我们要区分以下这些情况,一个怀了畸形孩子的女性,一个被强奸而受孕的女性和一个单单是意外怀孕的女性?①
珍妮特说“最新的法律是惩罚那些不想孕育孩子却发生性关系的女人。”这表示如果你被强奸了那不是你的错,你不需要因此去追求性爱。如果你想要孩子了却怀了一个畸形的胎儿,那只是你运气不好不是你的错。但是你不能因为不想在做爱后得到一个孩子就去堕胎。
当珍妮特从零开始研究一个课题,她从一些基本原则开始,避开已建立的模板与结构,这是原创性的源头。在她2001年出版的第二本书《达尔文之后的人性》中,她通过研究达尔文主义观看哲学推理。在《怀疑的女权主义者》一书中已经公开揭露了她对男女天性上的差异格为感兴趣。
为了讨论的方便,假设男性比女性更易进行随意的性接触。这表示社会要阻止或重设男性的生理冲动吗?或者我们仅仅是接受男女在行为上的差异和因此可能做出的不同选择?珍妮特相信这里是有性别差异的,比如说男性更具有竞争性求胜心、更追求地位,但这并不是她所研究的。她关心的是那会怎样,珍妮特想要显示出女权主义者在天性和遗传的性别差异上不需要担心。
在谈话中,珍妮特比德里克要更思维敏捷。她是一个受人喜爱的被采访者和公共演说家(毫无笔记却讲演流畅)。在几个系列中,她在BBC广播第四频道的谈论节目《道德迷宫》中有一个的辩论小组。尽管她不是真的无礼的在节目中显示优越,但珍妮特那气死人的习惯却(总)是告诉主持人和她的同伴们他们提错了问题。
不像德里克以一个哲学家的哲学家而自豪,珍妮特的著作总是讨论实际问题,关于女权主义,自然也包括生物伦理学。近来,珍妮特的工作重心停留在器官移植的道德性问题上,多数人对器官贩卖市场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而在当那些出售器官的人主要是社会贫苦人士时尤为明显。但在珍妮特看禁止这样的市场更是种错误,“诚然人们迫不得已的出售自己的器官是件可怕的事,但是一项禁止的法规能改善任何事吗?”
珍妮特引用了一位贫困土耳其农民不顾一切筹集他女儿白血病治疗资金的案例,“我们迅速依照法律将他遣送回去,他可能看着他的女儿死去。我们彼此安慰,恩,真的。”谈到那些反对这种交易的人,“那些看似神圣却富有的环游世界将科恩角(旅游胜地)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美国外科医生,他们将自己看做将穷人从剥削中解救出来的英雄。当然他们做的不过是让那些缺少金钱或器官的人来到不受管制的黑市。”当珍妮特这样说时,她的声音里带着蔑视。
之后,当我和珍妮特聊一些家常时,德里克走了进来,对话换了一个风格,我们停止八卦,谈论的都是哲学问题。而这是德里克最常说的内容。
德里克现在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他的第二本书上,一本研究是否有客观真理或者道德真理的书,就是那本2011年出版的两册巨作,长达1500多页的《论真正重要之事》。这本书得到了文化意义上的最终赞许——《纽约客》上有一长篇的文章讲述它,而且在《纽约书评》上有大量关于它的书评。
当珍妮特认为一场争论不是恶劣的或者危险的时候她不会避开争论,德里克说他发现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让人难受,“在哲学家中我是不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我烦恼争论。”无论是死去的还是健在的领先哲学家认为行为缺乏客观理性,这让德里克思绪变幻。举一例子,已逝的伯纳德·威廉姆斯探讨过一个男人的案例,那个男人对她的妻子恶略且毫不关心,威廉姆斯宣城尽管我们说这个男人可恶、男性主义之上、粗野,但他没有理由改变他的行为。他认为如果这个男人没有动力去改变,那么他就不会有理性去变得体面得体。但是在德里克的书中,按照他的研究,无论那个男人真实的欲望和动机是什么,他有理性去做得更好
像道德是否是客观的,什么构成主观性和客观性这样的问题在道德哲学的领域中被称为“元理论学”。但在研讨室外它们还是重要的问题吗?帕菲特认为同样重要,并研究称怀疑道德客观性的人不太可能举止得体表现良好。他努力记下叶芝诗中的一段文章,让珍妮特帮他求证这一句“好人都缺乏信念,坏人却狂热到极点。”
我提议德里克对一个人来说元理论观点从某点或其他方面来影响他的实际行为是不太可能的。在过去的这些年内,有一些极好的实证研究是关于道德中思想和行为的联系研究,拿这些研究大部分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一名哲学教授埃里克·史维茨格勃尔所做。例如他研究得出论理学家总人文人们会拿出他们薪资中较大部分做作好事而不是坏事,但事实表示人们没那么慷慨。帕菲特让步了些,他承认是否客观主义损害了我们道德反应是一个经验问题,这一观点认为没有客观的道德真理,而若是一些人的道德信念没有被削弱就不会产生令人惊讶的影响。帕菲特有些焦躁,因为他在未来论上面的一些研究可能破坏掉从气象变化研究中的出的结论。
我猜想他焦虑的原因是他对自己的推断。我很愿意相信如果他被全劝服认为主观性是真的,那他会改变他的行为。但我问道他和珍妮特的哲学有什么共同点时,他回答他们都接受还有未被发现的“规范”和道德真相。德里克的道德思维倾向于非个人性,这使他与珍妮特签约参与了“给予我们能给的”(慈善捐助活动),活动要求人们公开承诺将他们收入中大于10%的钱款捐献给救助贫困人名的慈善机构。
他们没有可以留下财产分配的后代。考虑到他们二人之间有一位是达尔文主义和进化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另一个是未来论方面的专家,他们不留下后代的决定极为坚决。很久以前珍妮特得出结论:世界上在困境中的人类已经太多了,没有必要创造更多。德里克对孩子也是不甚在意。珍妮特从不后悔没有当过母亲,“实际上,当我看到越多年老的父母,我越庆幸自己不用做那个孩子不照顾我而我心生怨恨的人。
德里克今年71岁,但他仍然是哲学界的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他起床晚,但一个星期每天里都是在起床后工作到半夜11点,而中间很少休息。这是他保持了半个世纪的习惯。德里克现在并不是完全退休,实际上他和全世界的哲学家一直有在通过邮件交流,雪莱·卡根的《道德的界限》中致谢页的内容就是一个例子。在卡根感谢了很多人之后,他写道,“还没有感谢最伟大、对这本书花了极大精力关注的德里克·帕菲特,德里克对整本书进行不止一次的全面评论,是三次!我有100多篇内容是参考了他的建议。”
帕菲特之前的学生杰夫·麦克马汉很快就要成为牛津道德哲学的总负责人,回忆起和德里克一起负责一场监管却做了14个小时的事情。还有一次,麦克马汉在一场横渡大西洋的航班飞行后去见德里克,但德里克并没有想起他的客人也许需要一杯水或者需要去一次卫生间。
潮水般的研究初稿和书籍草稿时刻涌向这帕菲特的收件箱,他迅速地回复大量的注释。德里克说,“我唯一举得自豪的即使我回复他们评论的速度。”德里克吃饭,骑健身脚踏车,穿袜子,刷牙的时候都在阅读。每年他要用掉几十把批发的牙刷,而德里克在刷牙时看掉80页内容的事也被众人所知。他每天穿一样的黑裤子、白衬衣的一个理由就是他不想浪费时间去选择衣服。德里克的朋友英格玛·佩尔松,一位瑞典哲学家,说“他是健在着的最博学的哲学家,而这是因为他比其他人都要努力的工作。”德里克的做法就是写下大量的文字然后再修改(他键盘上的字母很快就被磨损),他也从不保密他的工作进程,在学术界流通着很多版本未公布的《论真正重要之事》,他们每一版之间都有轻微的不同,在致谢页上已经发展到了250多个名字。
德里克的世界不是让书籍充斥,就是被镜头填满,准确的说过去曾经是这样。数十年来他的主要爱好是在圣彼得堡和威尼斯拍照,他在那里往返多次,采取不同的角度拍摄了数不清的建筑照片。在圣彼得堡,每一章照片都是灰色天空下的皑皑白雪。德里克告诉《纽约客》(的采访者),“我似乎是有些和常人不同,我从没厌倦过只拍它们,我满足于我最爱的事物,所以我需要也不想要变化。”他欣赏的建筑风格让他陷入了麻烦中,许多年以前在迷上格鲁吉亚建筑时他坚信自己会和珍妮特在威尔特郡的乡村买一套房子。那套房子在距离牛津大学几英里的地方,房价出奇的高,8年前他们拥有了它,德里克在乡下散了两次步,但都是不情愿的。顶楼的书房有迷人的景色,但是那里的窗帘总是拉上的。
假日摄影的日子不再。在圣彼得堡三年里二月都没有(足够的)雪,德里克认为这项事业该是完成了。他现在只是一个癫狂者,一个狂热的爱好者——从这时起只有哲学。他正在忙《真的重要吗?》一书,这本书是对《论真正重要之事》中问题的批判性回复。
德里克的(学术、社会)地位已经稳定,他已经获得业内享有声望的肖克奖,而且在哲学界40、50、60岁两代人中人们都敬重他。牛津的一位哲学教授罗杰·克里斯普说帕菲特是他所遇见的最令人钦佩的哲学家,“帕菲特在人格同一性问题上的研究使休谟的传统观点的理解发展比之前任何学者都要深入,回溯柏拉图到伊曼努尔·康德,他做了同他们一样的理性主义传统观点。他改变了功利主义传统观点。”
帕菲特在罗格斯大学访问时常拜访的学者,也是自家地下室被帕菲特称为“帕菲特套房”的马汉说过,“帕菲特的研究,尤其是在人口论理学上面,几乎涉及了包括人生价值本身的道德层面所有事物的新思考。”对于什么使帕菲特如此特殊这样的问题,他又说道,“就像一名优秀的象棋选手能看到之后的棋路,帕菲特也能看见其他人看不到的内在的东西。”
《理与人》是一部关于特殊方法研究综合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典型著述。它的研究详密、系统,它在构造参数和直觉测试上都有思维实验。它生成的原理可以适应环境的改变,所以这本书也被认为是建立在真实世界之上的著述。
尽管没有达到帕菲特的程度和他纯然的创造力,许多道德哲学家也这样做。但是这错误的让人认为所有人都崇敬帕菲特。对一些哲学家来说,帕菲特的理论完全是错误观念。在这些反对声中,最强力的声音莫过于道德不适用于算法分析。罗杰·斯克鲁登对《论真正重要之事》进行了刻薄的即时评论,“品行恶劣之人的一种标准就是他认为可以通过道德计算解决道德上的两难问题。”而对皮特·辛格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称赞那本书(《论真正重要之事》)是继1874年亨利·西奇维克的《伦理学方法》之后“道德哲学领域最重要的出版物”的言论,另一位著名的评论家西蒙·布莱克伯恩在他的评论中问到那是真的吗?布莱克恩怀疑,留下了“长篇累牍毫无灵气”的评论。他的判断给读者一种毫无疑问的自信态度。
当我向德里克的几个朋友提及他时,他们都提到了“阿斯伯格综合症”。德里克自己是怎么想的?也许这个词能解释德里克的社交生活和他不平常生活方式。德里克认为这是归功于寄宿学校教育的,“这样的说法有内涵。”那些朋友也说到德里克不同寻常的性格在对待珍妮特时有着巨大改变,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珍妮特的同意,“一旦我理解他并不去想什么办法也没有(去改变他),他的变化就显现出来。他的生活方式教给我极强的独立意识。”
2008年珍妮特回到牛津教书,但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穿梭往来与牛津和伦敦之间。她和德里克有时在一起,但长时间是分开的。珍妮特说这不值得诧异,“很多人不知道我和德里克在一起的事。”但这对伴侣经常交流,无论什么时间去珍妮特伦敦的住找她讨论我的博士论文,那场交谈总是会被德里克的电话不时打断。那时候珍妮特正在伦敦大学教书,她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伦敦度过;德里克在牛津,他们每天交谈很长时间。在这两个智商、道德观点、审美方面都极为匹配的伴侣之间,他们的关系亲密而深情。在某一水平上讲,德里克没有意识到珍妮特在他60英里之外的地方,珍妮特为此解释,“对德里克来说我在就好,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待在他的身边。”


①:珍妮特认为堕胎不仅是一个女权主义问题,还是一个生命伦理学问题。堕胎有坏的一面,就像强迫一名妇女生下她不想要的孩子一样。珍妮特认为需要在堕胎与否问题上划一条界,关键是看堕胎或生孩子是不是可以出于自由的选择,以避免扰乱自然规律。

2016-06-13 23:33
Comments
Write a Comment

沪ICP备16026898号 - 1